《我的广播缘》征文
手 足 情
王樟生
母亲活着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写过广播稿，请有关方面向台湾广播，内容是向客居台湾的父亲介绍大陆的家人大小平安、生活幸福，呼唤思家心切的父亲归来。父亲也许听到，那时无法通信，只能靠收听广播了解大陆的情况，我也钟情于收听对台广播，因为我挚爱的亲人在台湾，我想知道有关台湾的一切，借此寄托我的思念。无可奈何地坐等了数十年。待到改革开放，两岸关系松动，母亲已经辞世，父亲也葬身于台北东南郊的六张犁极乐墓园。两位老人至终未能见面令人遗憾。
经过一番周折，我办妥了去台探亲扫墓的手续。到达台北的第二天，便按辗转抄来的一个电话号码与童年时的同学蕙娟联络。
蕙娟没问我是谁，却开口唤我“敏文”，我不知道敏文是谁，便直截了当告诉她我姓甚名谁，从大陆来到台湾为父亲扫墓。她自然是惊喜交集。
“这里的同学多呢，都认识你父亲，我还计划去台湾看望他呢，可惜他老人家过世了！”她说,“我马上来台北。”于是连夜乘火车从台中赶到台北；我们与台北几个同学聚会时都是兴高采烈，这几位都比我们高班。接着蕙娟邀我去台中她家住些日子。
我在台湾的几十名同学都是童年时在战时湖南第二保育院的小伙伴。那正是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抢救日军占领区的儿童，使他们免遭敌人的杀害，并且有书读，宋美龄女士、李德全女士和邓颖超女士等一批妇女界的领袖于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创办了53个保育院。经费是在国内外募捐得来的，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补助。我们湘二院的保育生大多来自湘北的临湘、岳阳县，我父亲曾亲自负责组织抢救护送这批难童到后方保育院。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朝夕相处六、七年之久．连寒暑假．星期日都不曾分开过。患难与共情同手足自是不必说了！
到达台中的那个晚上，蕙娟设宴款待我之外，又忙着打电话，通知高雄、屏东、台东、南投的几个同学，商量安排接待我的日程。
“我的意见是先去高雄，那里的同学多，其中有一个李敏文，过去叫李柯林，你还记得么？她可是一直在打听你，我奇怪呢，你说话的声音，长相跟她一个样，见了面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没错。”
我简直愣了！李柯林也到了台湾，我怎么半点也不知道？没人向我说过，一本同学通讯录中也没有她的名字，如今却突然出现在高雄！
蕙娟与柯林通话。过了一会儿对我说：
“太不凑巧，她正在做眼科手术，摘除白内障，刚做右眼，就要做左眼。”
她与我一样，过去眼睛就不好，如今的毛病还出现在眼上。我想了想说：
“别惊动她，做手术要紧。我在台湾还要住一段时间，等她眼科手术做好，复原了，再去看她不迟。”
第二天清晨，电话铃响了，又是柯林的。
蕙娟放下话筒对我说：
“柯林改变了主意，她已经和医院联系过，推迟做手术，要先与你见面，让今天就去高雄！你看，还是老同学亲！”我的心情很不平静，记忆延伸到半个世纪以前。
那是在湖南茶陵霞东村，湖南省第二保育院。
我们正在被当作礼堂的堂屋里举行晚会。我们这些身穿美国罗斯福蓝布院服的男女孩子按班级排成纵队坐在自己的小板凳上，待院长讲完话，我们又像往常一样唱起保育院院歌：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他/打倒他/打倒他，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他/才可以见到爸爸妈妈/打倒他/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童声唱起的院歌是凄楚的，却也雄壮有力，相当感人。它曾赢得许多参观保育院人士的眼泪。
唱完院歌结束一天的生活，我们两人一排，一手抱着小板凳，一手与旁边的同学拉着，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向寝室。由于营养不良，不少同学患了夜盲症，我和柯林的眼睛那时就不好，从来也不懂得要去看医生。夜间穿过走廊时，桐油灯只有拐角处有一盏，而且光亮暗淡至极，我们只能跌跌撞撞地摸着走，不时打一个趔趄；有一次，我竟然与一位女同学一同跌进走廊边深深的臭水沟。幸亏厨房师傅闻声把我们从齐腰深的臭水沟里打捞起来，浑身都爬满了蛆虫，至今想起还叫我毛骨悚然呢。四年级时，我与柯林因为眼睛近视看不清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被级任老师调整到第一排的中间座位。我与柯林同一张课桌。我们伙用一个小竹筒，那里盛着朱红土，用水调成糊状当墨汁习大楷用。课余时间，我们用砖头磨成的小圆蛋在地上打弹子玩，地面被我们刨了四个小坑，将弹子碰击到坑里，和打台球的规则差不多。这种游戏玩上了瘾，连上课的时候也走神。我们巴望着快快下课。我有一次悄悄地对柯林说：
“我们装病吧，就说生病了打摆子（疟疾），请假出去打弹子，我先去，你跟着来呵！”
于是我如此这般瞒过了老师，溜出了教室。
我在场里滚着砖头弹子，等着柯林，可是直到下课她才气喘吁吁地来到场院，不等她开口，我便生气了：“不够朋友！不守信用！”我说，不理她。
柯林气急败坏地解释：“老师盯着我，要我坐好，我没法子，真的！骗你是小猪！”
我不听她的，不愿再和她做朋友。上课的时候趴在课桌上，为的是将她的胳膊挤过去。她当然不服气，便也挤了过来。
“两个好朋友翻脸了呵！”同学们在一旁看热闹，我们两人的胳膊挤来挤去，没有调和的余地。
有个同学出了歪主意：“画一道线嘛，超过了界线打手心！”
画线就画线！于是桌面上用朱红毛笔画一道红红的线，为了延伸这条线，我找来一根棉线绳拴在两个座位之间，线上还涂了朱红的液汁，谁若不慎要超越这条境界线，衣服上都会沾上血红的玩艺儿，我们不可能像泥塑一动也不动呵！两人都感到很不自在，出于情面而硬撑着，不愿休战。这种僵持局面没维持多久。那天课外活动时间，我又和同学趴在地上打弹子。柯林远远地站在一边，不时朝我看一眼，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毽子无聊地踢着。我想叫她来玩，又想起我们之间有了隔阂，便没开口。晚上举行晚会之后，像平日一样，同学们手拉手往寝室走。只剩下我们两个，在礼堂明亮的汽灯下，谁也没有向对方伸手。进入长长的黑古隆冬的走廊里独个儿走路，摔跤的可能性很大。我走着，猛地打了一个趔趄，差点栽倒，一只手立即拉住了我。
“谁呀？”我看不见身边的人。
“是我，我们，还是拉着手吧！”是柯林那细声细语又格外悦耳的声音。她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心一阵热浪涌来。立即拉住了她的手，拉得比平日要紧得多。我们两个人的眼睛都不好，只有互相支撑，才会减少摔跤的机会。
第二天上课之前，趁老师还没走上讲台，我们急忙抹掉课桌上的红色境界。然后我们相视一笑，结束了争端。此后的我们友谊更加深沉了。遥远的．甜蜜的往事呀！
我和蕙娟乘火车到高雄，柯林的六女儿开车来迎接，她简直就是当年的小柯林。汽车开到广州一街住宅区，当我们在门口相遇，彼此都感到陌生。当年分手才十来岁，如今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右眼上罩着纱布，手术后伤口尚未痊愈。
我们的手相握，很紧，像那黑古隆冬的晚上在走廊里的情景。
“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与你见面！”她说。
“多像一场梦！”我说，自言自语。我们肩并肩坐着，像仍然坐在四年级教室的头排课桌前。
“你的眼睛也很近视，多少度？”她问我，望着我的眼镜片。我回答了她。
“和我一样！”她说着站起来，取来一副眼镜，“这是我刚配的，比你那副可能轻一些，你试试。”我试着戴上这副眼镜，呀！真清晰，对着镜子照了照，比我那副漂亮多了！
她高兴地说：“那就送给你。”又递给我一个红色的眼镜盒。
她的子女们在一旁看着很受感动，也送给我一些精美的小包，小盒，里面盛着珍贵的首饰，使我手足无措。过去身体瘦弱的她，竟生养了七个子女，个个都聪明．标致．有出息，现有两个在美国。丈夫已过世，孩子们格外孝敬母亲，床上垫的，手里握的，脚下踩的，全是子女们买来的高档健身用品，柯林让我们试用，我们也分享到人世间难得的温馨。
“你们看看，这一对小时候的同学像不像亲姊妹？那脸型，还有说话的声音！”
蕙娟提醒大家来研究我和柯林的相似之处。我和柯林面面相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都说在一起生活多年的朋友，性格与待人处事的态度都会相互影响。”我说。
“保育院出来的学生确实有好多地方相似，比方重友情、讲团结，尤其突出的是有爱国心！我们是祖国培养的人才，从小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深知国强民富的重要性。谁要想分裂我们国家，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那是白日做梦！”
蕙娟说得很激动。
柯林的子女轮番宴请，一次又一次祝酒，庆贺我们半个世纪后的相聚。
柯林坐在我的对面，我们互相注视着，有时没有语言，却又胜过万语千言。望着她，我想起童年时相处在一起的许多趣事，想起用小砖头块磨成算盘珠那么大的小圆蛋作弹子，在刨有小坑的地面上欢快地跳来跳去。想起了那条阻隔在我们之间．涂着红颜色的界线，哦、哦，那是一条多么不吉祥的红线！谁能料到若干年后竟变成了横挡在我们之间难以跨越的海峡！
我望着窗外隐约可见的海，心，在隐隐作痛，恨不得像童年时一样，与我的同窗好友一起挽起袖子，再一次去抹掉横挡在我们之间、令人诅咒的界线——于是两岸之间的手足又紧紧地拉起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