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哪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民主政治都是渐进的，且必须伴有健全而完善的制度进步，靠单一的行政热情打开的民主大门，其根基并不牢固，容易把监督和民主弄成“夹生饭”，或者推倒重来，或者半途而废

    　不要妖魔化政治改革

  　  笑蜀在《南方周末》刊文说，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谈论政改，就必须坦率地承认，一个时期以来，政改在官场中确实比较边缘。有人就公开嘲笑西部地区基层干部的政改冲动，斥为政治秀。犯难涉险岂止没有奖赏，反而招来恶意猜度，招来暗箭甚或明枪，其对于改革者尊严和信心的打击、对于官场风气的不良导向，自不言而喻。政改因此一度不乏敏感意味，令诸多有志之士望而生畏、抱憾而返。政改真那么敏感么？如果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政改确实有如一场暴风闪电，必须拒于千里之外。这样妖魔化政改，其实是低估了民众的智慧。

    　民众的成熟降低政改风险

    　笑蜀认为，经过了历史风雨的反复洗礼，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绝对主义的可怕、道德高调的可怕。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教会了人们如何谈判、如何妥协、如何共赢，从而逐渐发育出一种理性务实、兼容并蓄、进退得当的公民气质。虽然不能说这种气质已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但只要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那么这种公民气质就会越来越占据优势，从而对非理性的极端情绪构成强大制约，这是确定无疑的。

    　正是因为普通人心态的这种变化，尽管我们社会的利益结构存在严重偏差，尽管我们进入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长并没有超出承受底线，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社会仍然是基本稳定的。即便发生了诸如SARS事件和特大雪灾那样几乎是全局性的突发事件，仍有惊无险，凸现了人心的柔韧和宽厚。人心的这种柔韧和宽厚，为政改准备了宽松的空间，降低了政改的风险。

  　  过分的敏感阻碍社会进步

  　  孙立平在《北京日报》刊文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过分敏感的社会，在那个时候，一个即使是按照当时的标准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的人，或是因为紧张喊错了一句口号，或是不小心打破了领袖塑像，就会被作为反革命严办。

　    这种过分的敏感在当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前一段在几个地方都听到这样一种抱怨，即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召开的时候，甚至是一些地方的重要会议召开的时候，一些煤矿被要求停产，以免发生事故。其实仔细想想，你开你的会，他挖他的煤，两者有什么关系？将挖煤、事故、会议联系起来的，实际就是过分的敏感所致。因为在这种过分敏感的社会氛围中，仿佛重要的会议都应当在社会中没有任何负面事情发生的祥和气氛中召开。但实际上，一个会议能做出的决定，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能起的作用，与那些偶然的事情甚或事故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过分敏感的社会氛围中，正常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危险性往往被无限放大；对正常的言论或舆论往往有着过分的担心和提防，很容易将不同的意见看作是敌对的因素；甚至因为惧怕一些重要的变革，不惜费力去编织种种系统的理由。例如坚持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就会将稳定问题过分估计，结果导致一种许多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应当进行的改革不敢向前推进的倾向。

    　用民主的“温水”慢慢煮

  　  陈一舟在《燕赵都市报》刊文说，从近期报道来看，各地官员高调力挺公共监督。从江西、广西提出新闻也是生产力、软实力，到广东省领导欢迎网友“灌水”“拍砖”，云南明确将媒体监督作为问责行政首长的依据之一，昆明公布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电话，这些举措都受到民众的热烈回应。

 　   但我们不应高估此类激情举措的民主价值。价值是有的，但未必会有想象中或期待中的那么大。首先，带有一定的“人治”色彩，试图通过权力顶端的自律和自上而下的监督来实现善治理想，本身就有狭隘性和局限性；其次，民主政治必须要建立在尊重多方个体权利的基础上，“破釜沉舟”的做法固然有新意、有先破后立的信心和勇气，但也缺乏一定的政治稳健品质。如果把不民主视为一只青蛙，我们就要学会用民主的“温水”去煮，急躁不得也激进不得。而事实上，无论在哪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民主政治都是渐进的，且必须伴有健全而完善的制度进步，靠单一的行政热情打开的民主大门，其根基并不牢固，容易把监督和民主弄成“夹生饭”，或者推倒重来，或者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