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第一资源。”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突出强调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取得的成效，令很多代表委员倍感振奋：改革开放需要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必须依靠人才，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营造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的良好氛围。

　　要更加重视人才产出

　    【讲述】张景安委员：我国拥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3500万人，高校学生2500万人，总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全时研发人员14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但在人才质量上，我们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大师和领军人物。科技部战略研究院报告显示，在进行比较的61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科技人才资源竞争力位居第35位。

 　   【观点】“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和人才优势是创新的沃土和动力，把我国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创新和竞争的优势，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张景安委员认为，在科技工作的各个环节，要把培养、集聚和用好人才作为第一要务，在科技资源配置中，要改变见物不见人的落后观念，把针对人的投入作为第一重点，在科技产出中，既要重视技术成果等直接产出，更要重视人才的产出、长远创新能力的积累。

 　   “1993年我开始带博士生。10多年来，眼看着一茬茬优秀研究生走了：要么急着工作，要么出国留学。国内研究生的助研费算起来，也就1000元。而国外的研究环境和待遇要比国内高得多。” 邢定钰委员表示，由于科研经费使用卡得比较紧，只有不超过15％部分能用于人员费，他建议扩大科研经费中人员费的比例，作为专项培养经费。

　    人才只有在磨砺中才能脱颖而出。黄强委员认为，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拔苗助长行为，另一方面也要多交任务，多压担子，让他们在工作中成长、成才。郭广银代表建议，完善有利于发挥科技人才创新活力的科研体制，以重大科技任务培养和凝聚人才；健全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体系，充分发挥大学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推动实力雄厚的研究机构与著名大学合作培养高级科技人才，提高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

　　营造氛围让人才“如鱼得水”

 　   【讲述】张红力委员：目前，很多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但多将亚太区总部设在香港、新加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对高端人才设定的个税税率过高。如果一个年薪50万元的中层管理人员在香港工作，其边际税率为7％，应纳税额为25000元；若在内地工作，边际税率高达25％，纳税额接近10万元。两地近在咫尺，纳税额相差3倍多，这非常不利于留住高级管理人才。

  　  【观点】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就要为人才提供一个适宜工作、生活的良好环境。一些代表委员呼吁，要关注人才生活成本，营造让人才“如鱼得水”的氛围。

  　  万钢委员提到，近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回归势头增强。要让人才“扎下根来”，就必须切实解决海外人才回国后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可把绿卡制度作为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的重要政策工具，使其享受有关国民待遇；对未入外籍或取得绿卡的回国人才，要妥善解决其家人和子女的医保和社保。解决困扰归国人员的子女上学问题，对归国人员子女上中小学的，至少提供一次享受国民待遇的择校机会。对归国人员子女上大学的，要给予参加高考的同等权利，允许其优先纳入高校自主招生的范畴。

 　   要适当降低人才的准入门槛，戎光道代表认为，针对各类不同人才，应提供对应的政策和服务。张红力委员建议，对于那些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有重要影响和贡献的对象，可以考虑提供个税优惠，并出台一个优惠对象的审查标准。还可以设定一个税收过渡期。比如，可以考虑设定一个5年左右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内相关人员可以享受诸如个税税率减半的税收优惠；5年过渡期满后实现当地化，即给予相关人员与中国公民等同的国民待遇。

 　   人才不是“评”出来的

  　  【讲述】张兆安、吕亚臣代表：现在我国以论文数尤其是SCI(科学引文索引)录用论文数作为衡量学术工作的最主要指标，很多单位都把这一指标的高低和待遇、奖励、经费分配、职称评定挂钩。脱离实践做论文，盲目追求论文数量，忽视研究成果的真正价值，导致我国每年专利申请数量巨大，但真正能够转化为产品的却是少之又少。

  　  【观点】长期以来，我国人才评价体系中存在着过分追求论文数量而忽视人才的实际能力和贡献、“一刀切”地使用外语否决权、单纯用文凭、学历论水平高低等人才评价弊端。不少代表、委员指出，不合理的评价方式影响正常的研究、工作，导致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学术腐败难止。

   　 人才是“干”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舒兴田委员认为，对于基础性研究，要看人才是不是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是不是发现新的真理或新的规律。对于应用性方面人才的评价，要看他研究成果的质量，技术创造的新方法、新成果在现实中有没有用；看在国际上的承认程度，看以后在技术进步上起什么作用。

 　   科学评价是为了更好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做出成绩的人才，也要及时给予肯定，怎么肯定？田静委员建议国家取消国家奖励以外的各种政府奖励，鼓励学会、协会设立社会性冠名奖，对奖励体系逐步走向“学术成就由同行认可，应用性成果由市场认可”，这样也有助于割断“成果鉴定—成果评奖—职称评审”的利益链。杜卫委员强调，奖励固然是一种激励，但同时还要考虑建立评奖追究制度，比方说，某位专家参与的工程获了奖，以后工程出了事故，就要追究他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