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做的就是把两条被单独报道的引述‘连接’到了一起，并对他们加了一个有力的注释”

　　在突如其来的风波面前，何帆和夏斌显然已经被搅和得很累了。

　　这两位英国《每日电讯报》眼中的“中国官员”，在过去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被各大媒体轮番轰炸，问题如出一辙：他们是否“代表政府”说过“中国可将抛售1.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

　　“我不想多谈了。”8月14日上午，何帆在电话里委婉谢绝了《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在记者与其随后的短信沟通中，何帆连说了三个“没有”表明态度：他(普里查德)没有到过北京，没有采访过我，没有认真阅读我的文章。夏斌那边则是秘书挡驾，“他很忙，不方便接受采访。”

　　与何帆和夏斌的三缄其口相比，“中国将抛售美元”报道的始作俑者，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Ambrose Evans-Prithard)却热情地向《国际先驱导报》敞开了“心扉”。

　　“我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反响”

　　“没有，我没有预测到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普里查德在接受本报的电子邮件专访中连呼意外。尽管如此，让包括美国总统布什、中国央行在内各方纷纷出面，或澄清事实或发表看法，“反响”业已存在，而且动静堪称巨大。

　　一切，都源自8月8日《每日电讯报》网站上的一篇报道。

　　在这篇题为《中国威胁实施抛售美元的“核选项”》一文中，普里查德称，“中国政府已开始采取一致行动对美国发出经济威胁”，并援引何帆和夏斌的话称，“北京警告可能动用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政治武器，以抵抗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

　　何帆的身份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夏斌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但在文章中，普里查德却将他们的身份定位为“官员”(officials)。

　　大西洋之滨煽动翅膀的蝴蝶，迅速在太平洋两岸掀起了滔天巨浪。

　　当天，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格拉斯利即发表声明，称“中国人的威胁是徒劳而危险的”，他还写信给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要求中国做出解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拜登则认为，“中国抛售美元说”是布什惹的祸，“要不是布什进行了这么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我们怎么会落得欠中国1万亿美元的窘境”。

　　一系列的压力令布什不得不发话了：“如果中国指望以打压美元作为打交道的筹码，那我只能说他们有勇无谋，中国所受的伤害绝对比美国更大。”

　　中国方面也迅速回应，8月12日，中国央行一位负责人发表谈话，否认要“抛售美元”，表示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是“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美两国官员的“奔忙”，普里查德明显有些不以为然：“如果(我的文章)真的震惊了布什总统和中国央行，我只能说他们太容易被‘震惊’了。”

　　“假新闻”出台始末

　　面对巨大的“蝴蝶效应”，文中提到的两位中国学者对英报文章反应一致：断章取义，危言耸听。

　　“他没有采访过我，也没有认真阅读我的文章，你们看看我的原文，自然能辨别出来(是否断章取义)。”何帆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而他所说的原文，指的是8月7日发表在《中国日报》评论版上的文章，该文标题是《长期的人民币改革利于中国和美国》(Long-term RMB reform benefits China and US)。用何帆的同事、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张明的话说，何帆在文中不过是说：“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资产，占据了美国国债总量中一个相当可观的份额，中国对保持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贡献很大。”“没想到这一中性言论居然被人为地赋予了意识形态的火药味。”张明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

　　另一位中国学者夏斌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自己4月份的确曾提出过“将抛售美国国债作为经济谈判的筹码”，但却被《每日电讯报》“加工”成了一篇“危言耸听”的文章。

　　面对《国际先驱导报》的提问，普里查德首先选择了推卸责任：“我们的文章是基于纽约梅隆银行给客户的一个报告，你们真正需要找的人是西蒙·德里克(Simon Derrick)，是他写了这份报告，我只是那个写下他所说的话的记者。”

　　这个解释，在其文章中几乎找不到痕迹，除了后半部分西蒙·德里克的百字左右直接引语外。相反，倒是中国两位学者的话占了5个自然段之多。

　　普里查德就这样“将两条被单独报道的引述连接到了一起”，同时加了“一个有力的注释”。这样“加工”出来的文章，8月8日出现在《每日电讯报》网站上。编辑为文章配的图片显然“独具匠心”：一只黄皮肤的手紧紧攥着美元，“中国威胁美元”的暗示充斥其间，意味深长。

　　而对于矛盾中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即将中国两位学者定义为官员，普里查德认为是中国和西方定义不同。所以，“我再声明一次，我不道歉”。

　　作者之前亦曾“唱衰中国”

　　然而，没有采访当事人，仅仅通过资料和引用别人的话就拼凑成一篇文章，这难道应该是负责任的国际媒体报道新闻的态度吗？

　　“我们只能说他的组合方式也许还需要纠正和改进。”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只要他的动机不是刻意地作为一个谣言或者阴谋的话，该方法应该属于一种正常新闻报道的主观判断，只是这样的判断“有时可能有效，有时可能无效”。

　　这一次判断，至少眼下已被证明“无效”了。

　　作为《每日电讯报》的一名记者，普里查德之前也曾在文章中提到过中国话题。本报在他的博客上发现了一篇7月12日发表的博文，其中的调子看上去对中国充满异见。文章主要论述“美元是否会崩溃”，在提到中国时，以“信贷被引向政治目的”等为例，称中国当前的繁荣充满危机，并作出“任何时候中国都不会引领世界经济”的判断。

　　“耸人听闻，不负责任地唱衰中国，是部分外国媒体的惯用招数，然后还能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辩解。”另一位中国媒体研究人员的表态，或许为我们认识该事件提供了另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