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一道，可易而言哉？古人作史有“三长”之说，非才学兼优，不足以胜任。无识以运其才学，犹游骑泛骛而弗能范以驰驱，其去驽下者几何！地志为史志之流，其可苟焉已哉？豪于同治六年，承观察吴公及严紫卿司马之招，辑《淡水厅志》。自维才学两疏，固辞不获；而家雪村方伯复极意怂恿，乃于仲春开局采访，至十月成《厅志》十五卷。观察梁公为之序，谬加许可，谓不负斯任。自知学殖久荒，仅据见闻所及者书之；匆匆急就，何堪问世！第其去取之间，不滥不潜，刊落浮词，独抒管见，于海防、戎政、吏治、风俗诸篇，三致意焉；窃谓初心差不负也。
书既成，而方伯归道山、司马解官去，余亦退棹里门，与是书相忘久矣。岁癸酉，友人以陈司马刻本见贻，略阅一过，则是非颠倒、部居错乱，迥失本来面目。其最可骇者，莫如《兵燹》一门，纪施侯之攻鸡笼，则满纸皆谬；纪戴逆之乱，则脱误太多。盖他处仅词义未当，识者能察其非；此则时事所系，恐后人或沿其妄而末由辨也。尤可慨者，莫如《海防》、《田赋》等论，以地方切要之言而十不存一，何由资后人考镜，俾造一方之福也？夫人性不可稍偏，偏则悖；人心不可有私，私则蔽。彼非矫异，何以自张其军？有明知诬罔而故蹈者矣！陈君聪明自负，其意在拔帜立帜，遂不觉矫揉造作以至此也。嗟嗟！豪竭力搜罗，辑成此编，以存一方掌故。陈司马既得据为蓝本，而又有意歧异，遂至疵谬迭出，贻误后人，谓非豪与吴、严二君子倡修此稿转遗之戚欤？于是叹著书之难而史才之不可复睹也！
敢乘一夕之暇，摘其甚者为《订谬》一卷，以俟后之君子有所折衷云。
（来源：台湾文献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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