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

　　陈教授举为典例的，是北宋欧阳修的词《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说的分明是相思。若只有单相思，是不成其为爱情的；都道相思苦，而节日则是喜庆的，设若我们果有这么一个“情人节”，难不成此“节”却是与众不同的，愁眉苦脸来过的？而即便并非“泪湿春衫袖”，而是“见”着“去年人”了，一年的别离，一日的相见，一日的相见，一年的别离，这样的“情人节”若果是有的，是不是也太沉重了点呢？

　　“闺中女子……过节可结伴出游，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男女青年交往的机会”，自然如是，但是极其有限的“交往”并不等于爱情；“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之机可为自己物色对象”， 或不免也是有的，但是同样也未必关乎爱情，譬如打个照面之借机相亲呢？须知古时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非自由恋爱。而即便真有少数爱情之发生吧，也是断非能够张扬、上升出个 “情人节”来的。

　　因为并不比西方——先恋爱后结婚，早成常态；在我国古代宗法社会，奉行的是礼治秩序，诸如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东方学者金克木先生就说：“古时恋爱在婚后，不在婚前。婚前男女难得见面。即使由‘青梅竹马’而结婚，缔结爱情也在婚后。或爱或不爱都在婚后显现出来。婚前恋爱不合法。”《〈祝福〉〈杀夫〉》；对此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有过深入的分析：“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持续依赖于推陈出新，不断的克服阻碍，也是不断的发现阻碍……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精神是不容存在的……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乡土中国》）；而“诗”为心声，朱自清先生《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的论述——“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也正可为侧证。

　　即便有那么丁点相似，也至多是形似；而绝非神似；何况元宵节，更是有着自身固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遂加以庆祝；按民间传统，这一天要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而考其渊源流变，更是直追两汉，关涉佛教……——而如此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强加比附，又岂是学者应有之客观、求实态度？岂非对本国固有文化主体性之漠视？（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