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组画》共七幅，1979年至1980年间完成于拉萨。作者放弃了当时流行的强调主题性和思想性的做法，以写生般的直接和果断，描绘了藏民的日常生活片段。

　　以藏民的日常生活作为作品的对象，或许也是这个转换如此轻易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与当时内地社会情形相比较，拉萨的藏民生活无疑是脱离常态的。非常态的对象使得语言的转换既自然清新，又恰如其分。西藏特殊的地域性，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生存状态，为陈丹青运用就当时而言全新的绘画语言提供了绝好的生活蓝本。

　　《西藏组画》在内容上，将视野专注于身边、非英雄的生活真实。首次公然地将主题的快感服从于绘画的快感，语言上亦是鲜明有力，借鉴了法国乡村画派，但不失个人特色。色彩团块厚重，用笔稳健，今日仍难有出其右者。

　　《西藏组画》并非单纯地追求笔墨的快感和画面本身的构成，因此不仅仅在绘画领域中发生影响。《西藏组画》中体现出来的反矫饰的真实态度，秉持了现实主义的一贯标准，在事实上为其后国内85新潮及现代艺术运动埋下伏笔。这是《西藏组画》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在非绘画领域中反倒容易窥见《西藏组画》蕴含的人文精神。

　　作为当时新绘画的代表，《西藏组画》与同期的新文学、稍晚的第五代导演的新电影，构成了上世纪80年代最为重要的文化图景。而《西藏组画》则因绘画的直观与平易成为最先发生影响的文艺作品之一。《西藏组画》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脱颖而出，在美术及诸多文艺领域得到广泛有效的回应。

　　《西藏组画》难于被赋予一个准确的历史位置，这恰是《西藏组画》的可贵之处，也是《西藏组画》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命题的重要前提。美术史中重要作品的意义，便在于它的生命力不限于一时。《西藏组画·牧羊人》是“匡时”今年秋拍的重头戏。《西藏组画》虽有七件，但在市场上露面的仅此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