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创刊时，《收获》是一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评论等各种文学体裁齐全的文学双月刊，这种架构一直保持到1980年。最早消失的文体是诗歌，随后销声匿迹的是评论、戏剧和电影。

　　诗歌：共产主义的早晨

　　在《收获》创刊号上发表的诗歌是冰心、严辰、戈壁舟等三位著名诗人的作品，这些诗歌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是诗人严辰1957年访问前苏联的组诗《苏联行》中的一首：“多少次走过克里姆林，／看不厌塔尖鲜艳的红星，／它那洞彻一切的光芒，／对于我们早就不再陌生。……它在千万颗心里跳动，／千万颗心合成一颗大星。”戈壁舟的《沙原牧歌》歌颂的是大跃进运动中社会主义农村沸腾的新生活。

　　冰心支持“巴金老弟”的《我的秘密》，描写的是一个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少年在工艺美术陈列室参观时，被精美的工艺品吸引，转变了考学的打算，立志成为一名工艺美术设计师：“我一定要去学美术工艺！／我想我爹妈不会不同意。”在写下这首《我的秘密》的1957年，冰心本人隐忍的秘密是她的三个家人——老伴、儿子、三弟分别被打成右派。

　　在《收获》以后发表的诗歌中，有《民歌一百首》，也有来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越南的诗歌作品《下龙湾暴风烈火》。著名诗人纷纷披挂上阵，他们创作的诗歌无一例外地讴歌沸腾的生活和伟大的时代精神：《共产主义的早晨》(王亚平)、长诗《为钢而战》(雁翼)、长诗《龙门》(田间)、组诗《新塞上行》(阮章竞)、《伐木烧炭歌》(闻捷)、《生命的赞歌——颂王杰日记》(芦芒)……

　　除了诗人热烈的时代曲，《收获》也发表过国家领导人的诗歌作品，1964年第一期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七首。1965年第三期发表了三首悼亡诗，追悼的对象是当年去世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三位作者的身份也十分特殊：《柯庆施同志千古》(朱德)、《哭柯庆施同志》(董必武)、《哭柯庆施同志》(陶铸)。

　　到了1966年，《收获》上的诗歌内容已经完全向工农兵倾斜，活跃在车间和炮艇上的工人和士兵也登上了《收获》的舞台：“猛虎艇”战士诗歌选、汽轮机工人战歌、水兵诗页、《工农兵歌颂毛主席》、《天安门连着咱校园》……

　　1979年复刊后，《收获》继续发表诗歌，复刊号上发表的是诗人郭小川的遗作《严厉的爱》。但是仅仅过了一年，诗就在《收获》上销声匿迹，1980年第3期的周立波遗作《诗二首》成为诗歌在《收获》的绝唱。

　　“当时写诗的人实在太多，我们编辑部人很少，实在看不过来；我们的重点是中长篇小说，杂志篇幅有限。再说那时候发诗歌的刊物很多，《诗刊》就很有影响。”李小林对此解释道。

　　戏剧、电影：农民起义的历史

　　在《收获》发表的戏剧作品中，为人提及最多的是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老舍的《茶馆》。在创刊号上同时发表的还有后来拍成电影的柯灵的《不夜城》。以后的《收获》每期都有话剧和电影剧本，一期少则一部，多则两三部。

　　《茶馆》之外，另外一部广为人知的话剧作品是郭沫若的《蔡文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蔡文姬》的发表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靳以的女儿章洁思回忆道，1959年第2期的《收获》有两个版本。这一期原来编发的是《蔡文姬》。刊物已开始印发后，靳以接到郭沫若办公室紧急打来的电话，原来郭沫若收到校样后，告知有改动，不让发表。靳以只得将打好纸型的《蔡文姬》抽出，填补上其他作品，重新印刷、装订。已经开印的杂志装订了12本，于是这一期有了两个版本。

　　彭新琪是1959年至1969年的《收获》编辑，她回忆道“郭沫若当时抽回去说修改，其实他很紧张，害怕出什么问题。我们当时也没有人进行对照，应该看看修改了哪些地方，很可能只是一点点，或者几句话。说明1957年反右，老知识分子心里害怕，特别是郭沫若，他当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你看他‘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要把自己过去的作品都烧掉，就很说明问题了。”

　　修订后的《蔡文姬》顺延到1959年第3期发表，同期发表的还有郭沫若为《蔡文姬》撰写的序，序的标题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过程》。

　　和《收获》的诗歌作者从专业诗人向业余作者不断扩展一样，剧本的创作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蔡文姬》同一期发表的电影剧本《十级浪》就是由东海舰队三○一、三一四舰创作组完成的。

　　1979年复刊之后的第一期，话剧和电影剧本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先后发表的有陈白尘的《大风歌》、白桦的《今夜星光灿烂》、吴祖光的《闯江湖》和曹禺、万方的《日出》。

　　李小林说：“1980年代中期，小说一个新的辉煌时候开始了，创作的势头很好，戏剧电影创作相比较不是很景气，电影文学远远比不上小说，那时候人们对电影的热情逐渐减退了。另一方面，电影剧本创作不像小说，小说可以更加深入、更加细致、更加打动人，电影必须通过再创作才能完成。”

　　1989年第4期之后，戏剧和电影也退出了《收获》的舞台。只是，在2006年的专栏“一个人的电影”中，刊发了王朔的电影剧本《梦想照进现实》。

　　评论：大跃进的风格

　　《收获》创刊时，反右开始了。政治与意识形态成为《收获》评论的主要内容，第2期《收获》发表了社论《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荃麟代表作协党组在批判丁玲、陈企霞会议上的长篇发言《斗争必须更深入》。

　　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的评论文章曾见于《收获》，这篇发表于《收获》1958年第3期的《大跃进的风格》是靳以的特约稿。彭新琪回忆说：非得约不可，一定得刊登这样的文章。张春桥当时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刊登他一篇文章，才说明刊物是与党站在一起的，特别在那个时期。

　　当时只是新人的姚文元是《收获》的常客，姚文元的评论文章紧贴形势，每每成为新一轮批判开始的信号弹。1958年第2期《收获》发表了姚文元的《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1959年第2期和第4期，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论“白兰花”和“丁佑君”》和《鲁迅论文学》；1964年第2期，《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1965年第6期，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第3期，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

　　1965年第3期《收获》，发表了本刊评论员撰写的评论《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965年第4期，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了《欢迎工农兵文艺评论》。1965年第3期是评论文章比重最大的一期，此时的《收获》几乎成为《人民日报》的杂志版，两报一刊的社论和重大新闻均一一转载，这一期集中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声明、红旗杂志社编辑部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李小林说：“那个时候几乎每一本杂志都是这样，政治形势太严峻了，大家拼命表态，上海已经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了，所以那个时候很谨慎小心，不停开会、政治学习，大家都是诚惶诚恐。”

　　第二次复刊，评论只保留了一年。1980年第4期，在发表桑逢康的《斗争生活的生动写照》之后，评论从《收获》消失。

　　散文、报告文学：创造奇迹的时代

　　散文、报告文学是《收获》的常设栏目，1959年第6期编后记中这样写道：“为了增强刊物的战斗性，《收获》从明年起，除刊载长篇和中篇创作外，将发表更多反映当前现实斗争和大跃进面貌的短篇作品，特别是短小精悍的散文、特写。”

　　在此后的《收获》上，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散文和报告文学明显得到加强，深入工厂农村的作家们更像新闻记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6年《收获》第二次停刊。《收获》1958年第4期上一篇不长的特写《创造奇迹的时代——党挽救了邱财康同志的生命》，作者却多达五人——巴金、任干、胡万春、靳以、魏金枝，这也是《收获》历史上作者署名最多的一篇作品。靳以的女儿章洁思回忆道：“我亲眼看到他们五个坐在一起，讨论了又讨论，商量了又商量，不断地跑医院，慎乎其慎，绞尽脑汁，一反各人的写作习惯，文章写得出奇地慢，不知他们当时握笔的手是否在颤抖。”

　　巴金有很多散文发表在《收获》上，除了创作谈，还有不少现实题材的作品——《大寨行》、《个旧的春天》、《新中国人》、《炸不断的桥》等等。1962年5月，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发言，认为自己这些年来“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指的就是这些奉命而作的文字。

　　除了知名作家的散文之外，作者中还有一些著名的人物，杨成武写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徐景贤的名字也连续出现，徐景贤和张英合作《带电的人》发表在1965年第1期，《南泥湾人的后代》发表在1965年第4期。

　　“文革”后的《收获》保留了散文栏目，随笔和报告文学交替出现。后来由于散文的来稿量太大，编辑部人手不够，无法处理，加之专栏的逐渐成熟，1998年以后，散文以专栏形式取代。

　　专栏：文化苦旅封面中国

　　1987年，李小林收到大学同班同学余秋雨从外地寄来的两篇散文，当时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校长的余秋雨在来信中说到正在西北做课题调查，走的是一次文化苦旅。李小林被“文化苦旅”这四个字吸引住了：“我们正好对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很感兴趣，如果没有这四个字，可能就作为散文发了，但是看到这四个字，我们一下子觉得很有意思。”

　　1988年第1期，《收获》以专栏《文化苦旅》为名，发表了余秋雨的《阳关雪》等三篇散文，这也是《收获》第一次请作家以专栏的形式连续发表散文。余秋雨后来回忆道：“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

　　余秋雨后来与《收获》的合作长达七年之久，在《收获》相继开设了《山居笔记》、《霜天话语》、《旧城迷藏》等专栏，《山居笔记》篇幅更长，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文化苦旅》，但没有一个专栏可以和《文化苦旅》的重要性相比。《文化苦旅》对于《收获》和余秋雨都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收获》为余秋雨铺设了学术领域之外的平台，成就了余秋雨的社会名声，《文化苦旅》则是《收获》影响最大的专栏，不少读者在给编辑部的来信中声称，他们就是冲着《文化苦旅》买《收获》的。余秋雨为《收获》提供了当时的读者喜爱的文化散文。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后记中写道：“也许是沾了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的光吧，《文化苦旅》一开始兆头不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七家著名出版社和海外出版公司都寄来过出版约请……”《文化苦旅》结集出版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稳居文学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文化苦旅”成为余秋雨的代名词，树大招风的余秋雨也因此成为大众和媒体追逐的对象，与之俱来的是数不尽的盗版和争议。

　　《文化苦旅》让《收获》尝到了请作家开专栏的甜头，从此，《收获》的专栏固定化，并且逐渐摸索出一套成功的运作模式，形成了专栏的品牌效应。每年秋天，杂志开始第二年征订的时候，编辑部都要开会商量确定来年的专栏方向，保留好的专栏，寻找新的专栏作者。副主编程永新说，我们不能把散文搞得太杂、太纷乱，所以定位在文化散文这一类上，以此来扩大小说所不能到达的范围，同时和文学又联系得很紧，以此来区别于其他刊物，区别于其他休闲的杂志。

　　始终在求变、求新的《收获》专栏体现了编辑敏锐的嗅觉和策划能力，结合文化热点，大容量、历史感、文学性和社会性并重，邀请的作者都是名家，充满文化和历史意味，在写作手法上融合了散文、纪实文学的特点。

　　1993年，李小林找到写过《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李辉。李小林说，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只写到晚清，希望李辉能够就他熟悉的20世纪现代文化以专栏的形式继续写下去。李辉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有了专栏《沧桑看云》。

　　《沧桑看云》一开就是三年，专栏第二年以后的内容和“文革”有关。李辉说：“当时很多刊物不发跟‘文革’有关系的文章，在这方面我觉得《收获》是很有见地的，但他们又不是盲目地为了炒作，而是作为有思想性的文学刊物，对历史事件应该有所发言，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发游记，或者是些史料、掌故，还是应该有批判性的角度看待历史。这样，我就在1995、1996年集中写了田汉、邓拓、吴晗、老舍、胡风，还有红卫兵、‘五七’干校等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人物基本上是在‘文革’中去世的或者是‘文革’中受迫害的。”

　　1995年，《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版以后，李小林买了一本，后来带到杭州，读给巴金听。李小林很喜欢这部作品，并对作者陆键东发生了兴趣，后来通过三联书店找到作者，约他开了专栏《世纪流云》。

　　编辑在《读书》上看到作家余华的随笔，觉得不比他的小说差，就约他开了音乐鉴赏的专栏《边走边看》。

　　《收获》专栏在读者中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还有阿城的《常识与通识》、叶兆言的《杂花生树》、李辉的《封面中国》，以及《走近鲁迅》、《河汉遥寄》、《人生采访》，近年的《亲历历史》、《一个人的电影》。

　　给《收获》开专栏，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开专栏的作家都有一个几乎相同的感受：苦不堪言。李辉说：“《沧桑看云》写得特别慢，修改特别慢，考虑到一万多字的文章容量，废墨不能太多，尤其是专栏，我觉得专栏是最考验一个人的，考验你的毅力，你的资料积累的基础，一篇两篇蒙得过去，一个专栏下来，你要是不加把劲，是没资格的。她找到我开专栏，本身就是对我的信任。从我来讲，我要尽量做得很好，所以，那三年真的写得很辛苦。”

　　余秋雨写完《山居笔记》最后一篇时如释重负：“这是一个杂志和一个写作者之间一场严肃而漫长的生命逼索，一遍遍修改，一字字校正，一次次摇头，一声声叹息，像是拉了七年锯，打了七年铁。”

　　余秋雨今年再次在《收获》露面，开设专栏“苦旅余稿”。第1期和第2期上先后发表了余秋雨的《问卜中华》和《古道西风》。余秋雨此次推出的散文，是《文化苦旅》增补本中的新作。

　　小说Ⅰ：文学驮着电影

　　1986年岁尾的一天，电影导演张艺谋坐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在携《红高粱》参加柏林电影节之前，他首先在上海文艺圈内试映这部影片。张艺谋的手中捧着新一期的《收获》，杂志上格非的小说《迷舟》吸引了张艺谋的注意。到上海后，张艺谋与《收获》联系，编辑部迅速安排他和格非见面。尽管后来没有拍《迷舟》，但直觉告诉张艺谋，以后会得到这本刊物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他非常需要的。

　　后来，《收获》为张艺谋提供了苏童的《妻妾成群》(电影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和余华的《活着》。在写于1994年的一篇短文中，张艺谋以《文学驮着电影走》为题，高度赞扬了文学对电影的贡献：“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见过哪一位导演能真正地自编自导而同文学界彻底‘断交’的，相反，无数出色的影片和电视剧莫不是从小说改编而来。我们干导演和演员的，常常站在金字塔的顶端面对掌声和欢呼，那是命好。其实谁都清楚，塔顶底下是多么大而宽的一个坚实整体。而铺在最底部也是最阔大厚实的一层，依我看，那就是我们的文学了。文学驮着电影，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我们中国。”

　　《收获》上的小说总是受到影视的青睐和关注，天然地成为影视剧创作的弹药库，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小说是一个长长的列表：谌容的《人到中年》(电影《人到中年》)，路遥的《人生》(电影《人生》)，王朔的《顽主》、《你不是一个俗人》、《动物凶猛》(电影《顽主》、《甲方乙方》、《阳光灿烂的日子》)，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电影《幸福时光》)……

　　早在“文革”前，小说就是《收获》最重要的文学品种，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小说有相当一部分首发在《收获》上，《创业史》、《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艳阳天》、《欧阳海之歌》……《收获》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陈村语)指的就是《收获》的小说部分，当代著名的小说家都在《收获》上发表过作品。作家与《收获》的密切联系，《收获》对青年作家的发掘和发现始终是文坛的佳话。不少作家正是被《收获》发现后，才登上文坛的。作家马原说：只有在《收获》上发表过作品，才真正算得上是个作家。苏童说：就像梨园艺人忘不了初次粉墨登场的舞台，我至今难忘屡次投稿碰壁时《收获》的知遇之恩，或许是提前了一两年，或许是在关键时刻将我推上了文学舞台。王朔说：到了《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

　　鲜为人知的是，诗人北岛第一次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是一个短篇小说。小说《稿纸上的月亮》发表于1981年第5期，当时用的是北岛的本名赵振开。在李小林印象中，诗人给编辑部写了信，随信寄来了小说，然后编辑看了小说，予以刊发。北岛再次在《收获》发表作品是在21年之后，描写海外生活的《搬家记》发表于《收获》2002年第4期“生活在别处”专栏。2004年，北岛应邀开设专栏《世纪金链》，后来以《时间的玫瑰》为题结集出版。

　　小说Ⅱ：先锋作品专号

　　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首推王安忆，从1980年第4期发表短篇小说《广阔天地的一角》至今，王安忆伴随《收获》走过了27年的时光，王安忆在《收获》发表了包括长篇、中篇、短篇、散文各种体裁在内的作品28篇。

　　今年第2期《收获》，王安忆发表了她的长篇新作《启蒙时代》。

　　《收获》1987年第5期推出的“先锋作品专号”是当年震动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专号集中刊登了青年作家的作品，阵容整齐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被评论界称为集束炸弹：中篇小说《极地之侧》(洪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1934年的逃亡》(苏童)；实验文体《信使之函》(孙甘露)；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马原)；话剧《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等。

　　当时已经在《收获》做了5年编辑的程永新在自己的同龄人身上看到了呼之欲出的创作力：“我预感年轻作家更有力量，离文学的本身更近，他们和王蒙这一代作家有所不同。”当程永新提议出青年作家专号时，得到了李小林和编辑部全体的支持。在先锋作品专号亮相的青年作家以后大多成为新小说的主力。

　　专号中的作家有的当时还默默无闻，如余华。当时由于《北京文学》容量有限，评论家李陀向《收获》推荐了余华的两个中篇《一九八六》和《四月三日事件》。余华那时仅仅在别的杂志发表过一两个短篇，还没有发表过中篇。编辑部看了后，立刻决定发表，《四月三日事件》编入了先锋作品专号。紧接着第6期，《收获》又发表了余华的《一九八六》。一个没有发表过中篇小说的青年作家，连续两期发表作品，在《收获》是第一次。

　　1988年第6期，《收获》再次推出先锋作家专号，中篇小说：《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史铁生)、《罂粟之家》(苏童)、《请女人猜谜》(孙甘露)、《难逃劫数》(余华)、《死亡的诗意》(马原)；短篇小说；《异邦》(皮皮)、《青黄》(格非)、《悬岩之光》(扎西达娃)；话剧《时装街》(张献)。

　　时隔一年，才再次推出先锋作品专号，是因为当时负面的反馈源源不断，有的老作家直言：我没一篇看懂的。《收获》压力很大。李小林说：“先锋作品专号为当代中国文学写作起了一个推动的作用。当然写作整个在往前面发展，需要我们来做一些事情。一个刊物要有生命力，有活力，就应该不断地有新作品。如果能够有点朝气，哪怕是有缺陷的也好。”(记者 王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