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学习了蒲松龄的手法

　　记者(以下简称“记”)：大家熟悉您是从您在《百家讲坛》主讲《说聊斋》开始的，但没想到您对红学也很有研究。

　　马瑞芳(以下简称“马”)：我是研究古代文学的，我研究了《聊斋志异》30年，与此同时也研究了《红楼梦》30年，我还是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

　　记：您对这两部经典著作是进行对比研究吗？

　　马：一开始我是分开来研究它们的，最近我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比较学的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有着很多共通之处，所以我在《文史知识》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叫“红楼聊斋一脉承”。

　　记：您能介绍一下两者间的共通之处吗？

　　马：首先是两部著作的主旨接近。《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吟》，表达了受压女性对封建社会风刀霜剑的抗争，《聊斋志异》中则有位绛妃，她托梦让蒲松龄写篇檄文，表达风对百花的摧残，百花团结起来讨伐风神；人物的命名也有相同之处，如《红楼梦》中有香菱，《聊斋志异》中有位女子叫菱角，都是命运多舛的女子，她们的命名应都出自陆游的《题园壁》一诗：平生遭际苦萦缠，菱刺磨作芡实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以诗为命，《聊斋志异》中也有大量这样的女子，如连琐等这些美丽的女鬼，都爱诗如命。可以说，《红楼梦》和《聊斋志异》这两者间的关系很深，只不过《红楼梦》写得更好。

　　记：您的意思是不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从《聊斋志异》中有所吸纳借鉴？

　　马：我认为曹雪芹学习了蒲松龄的手法。我甚至有种想像，认为有种“小说之魂”先是附在了蒲松龄身上，让他创作出了《聊斋志异》这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而在蒲松龄死后，这“小说之魂”又附到了曹雪芹的身上，让他创作出了《红楼梦》这部优秀的白话长篇小说，曹雪芹正好是在蒲松龄去世那年出生的。当然这只是种有趣的想像，说明了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

　　《百家讲坛》是张“魔鬼的床”

　　记：您的《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一书现在很畅销，为什么把《百家讲坛》比作“魔鬼的床”呢？

　　马：我听说，西方神话中有一张魔鬼的床，人被捉到床上后，长了截短，短了拉长。而《百家讲坛》对主讲人来说，也是张“魔鬼的床”。先讲这“长了截短”，《百家讲坛》把我的研究中最深奥、最冷门的部分截掉了，如我对《聊斋志异》多种抄本的研究、对其故事来源的历史渊源的研究；再讲这“短了拉长”，本来我提供了一篇讲45分钟的《聊斋的爱情和女性人物》的讲义，《百家讲坛》让我把这篇分成两讲来讲，这就拉长到了90分钟，我修改成爱情和女性人物两篇，《百家讲坛》看过后，又让把女性人物部分再分成两讲来讲，最后原本一讲就成了三讲了，而这讲《聊斋女性人物》居然创了《百家讲坛》的最高收视率。记：您感到在央视说聊斋后有些什么反响？

　　马：很多观众都很爱听，我开始有了很多“粉丝”，他们不少是重量级的，如贺敬之、张海迪、铁凝、陈忠实、贾平凹等，他们都跟我说是我的忠实听众。甚至还有个“大粉丝”是香港明星刘德华，这还是易中天转告我的，说刘德华表示最喜欢收看《百家讲坛》，其中又最喜欢听《品三国》和《说聊斋》。刘德华还通过一家媒体对易中天和我发出邀请，请我们出席他于本月13日在南京的一场演唱会，易中天也许会去，但我就不去了，觉得自己一个老太太不好凑这个热闹。

　　学者出名后心态最重要

　　记：在您的这本书中，包括您在内描写了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王立群、康震、孙立群、纪连海、毛佩琦、隋丽娟这十位《百家讲坛》主讲人，为什么选择他们来描写？

　　马：我这本书纯属个人自由创作，碰到谁喜欢谁就写谁。开始我们这些主讲人之间平时并不来往，都是直接跟电视台工作人员接触，后来栏目组搞了几次拍摄活动，大家聚在了一起，我才发现这些主讲人中很多人很好玩，我先是发现易中天好玩，后来又发现于丹好玩，接着又发现看似严肃的阎崇年也很好玩，王立群更是笨得好玩。

　　记：您觉得现在这些学者成了明星，是件好事还是坏事？

　　马：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好事，就像阎崇年老师说的：一个歌手唱首歌成了星，一个小孩写本书也成了星，我研究了50年成个星还不行吗？我认为重要的是学者出名后的心态，别真像个明星那样招摇过市，还是要回到书斋做学问，该干嘛干嘛，就像前几天我给于丹打电话，她说她正站在校门口迎接新生开学，虽然她已是个大名人，但作为北京师大影视传媒系系主任，她还是要干好本职工作。

　　记：听说评书家单田芳要上《百家讲坛》了，难道《百家讲坛》真要成评书场了？

　　马：单田芳上《百家讲坛》是没有的事，我刚不久参加《百家讲坛》的活动，了解到并没有这个安排，《百家讲坛》上学者是个底线。虽然有些学者的讲座被批为像讲评书，但这只是一种讲述方式，像阎崇年是“以学问酿评书，以故事说历史”，他讲故事但又不完全讲故事，是以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全面了解后选出一段特别能代表历史发展的故事来讲，我讲聊斋也是分析其中人物命运对现代人的启示。(郑丽虹)

　　马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