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白先勇说只要和齐先生（台大外文系名誉教授齐邦媛）一见面，两人总是嘀嘀咕咕说个没完。两位文学界的大老，说不完文学的相知惜，对时代的感喟议论，还有那代人走过战乱而今回首望去的感怀。

白先勇进行多年的《白崇禧传》、齐邦媛近年专注书写的回忆录，都投注了对父亲及家国大爱。当这对文坛知交聚首，说历史、谈文学、讲传承，教人看见那代知识分子关心的、行动的，是比自己更大更重要的事。

问：白先勇一九六○年与台大同学欧阳子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齐邦媛当时怎么看这批年轻人？

齐邦媛（以下简称齐）：写作是热忱，热忱是一个整体氛围的问题。他们当年办《现代文学》，我和殷张兰熙做笔会英文季刊译介台湾文学作品，都有好大的热忱；这个热忱在现在的台湾比较少了。

我一九七○年回到台大教书，（白先勇：我一九六三年到美国。）我跟先勇第一次见面，已经是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二年很有意思，笔会英文季刊开始，我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书评书目》创刊、林文月翻译《源氏物语》都在那年。

白先勇（以下简称白）：那是黄金岁月，我们都好年轻。那时候，文学对我们来说是大写的，是一种尊敬跟虔诚。这个态度我到今天都没改。

齐：我最近把你一九七一年初版的《台北人》又看一遍，真的不一样。五十岁、六十岁、八十岁时看，都不一样。

白：我也在做功课，这两天都在看你编的《最后的黄埔》。

齐：这本书也是我多年心愿。我觉得《台北人》从各种角度写他当年所了解的各种初来台北时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性，有超越了他年龄的冷静。

先勇，其实你在那么年轻就已经说了很多清楚的话。我发现《孽子》写眷村写得非常之好，你讲讲你一个将军之子怎么写出勤务兵那样的题材？

白：（笑）从我父亲的副官，故事听得多了。《孽子》是《台北人》的延续，我写的大部分是被大历史筛选了到台湾来的这群人，他们的命运完全不能掌握。他们各种很特殊的心态，我可以理解。

齐姊，我写的时候，完全没任何象征寓意，现在回头看，怪了，好像在讲台湾的命运一样：最底层的台湾人的悲情、外省人的悲哀，结合起来的一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