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现代以来几代学者探讨的积累，在纷纭复杂的文化源流问题上，疏理出一些重要线索，也提出了一些跳出西周以来尊王攘夷正统历史观的大胆假说。笔者希望在此基础上推进一步，根据对新发现的秦先公大墓出土文物的田野考察，做出一个综合多种线索和假说的符号学解释。

　　第一个重要的符号线索就在族群称谓上。笔者赞同祝中熹等学者的看法，称秦人为嬴秦，才更加确切妥当。因为所谓的秦人，是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地以后，从地名推演为族名的。在非子受封的同时获得赐号“秦嬴”。而在受封之前，并没有“秦”这个国族称号。从司马迁《史记》记载非子受封事件的“复续嬴氏祀”一句，我们知道这一族本来的姓氏就是“嬴”。

　　在传世文献以外，“嬴”在西周以来的铜器铭文上就很常见。有用作姓和名的几种情况。从大批来自王室贵族的礼器名称看，“嬴”字中隐约透露着某种异常尊贵的符号背景，绝不是一个寻常的汉字。

　　对“嬴”这个字的符号学分析，会得出惊人的观点：“嬴”与“熊”有密切关联，甚至是一个字的两种写法。这个分析是在70年前做出的，古史学家卫聚贤在1936年出版的《古史研究》中提出：从字形和字音的双重分析中发现嬴与熊本为一字。所引文献证据是：《公羊传》宣八年“葬我小君顷熊”，《解估》云：“熊氏，楚女。”《左传》作“敬嬴”。可知熊嬴两字是互换使用的。他的推论是，熊姓的楚国，与嬴姓的秦国和赵国，都曾经是熊图腾的国度（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版，1990年，第58页）。

　　卫聚贤先生是早期接受西方图腾理论并应用于中国古史研究的先驱之一。由于他对秦与楚、赵皆为熊图腾后裔的观点过于突兀，缺乏其他方面的整合考虑，所以略嫌粗疏和武断，连同他的殷商起源于西南说等新奇观点，基本上没有被学界所接纳，如今都几乎被淡忘。

　　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视野让我们在文字以外看到更多的文化符号线索。如果在新近出土的秦人先祖的文化遗存中，分明看到有熊造型的文物身影，是否能够给文字的考证增添切实的旁证呢？

　　文字以外，重要的符号线索是前人看不到的新证据：出自甘肃礼县永兴乡赵坪村圆顶山嬴秦公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器造型。这里拟举出两个实物：

　　第一个是M2出土的“兽流扁体盉”：现存礼县博物馆。器身由四只蹲坐熊形足支起，坐熊上方还顶着虎。器嘴和把手被铸造为兽形（仔细辨析可看出熊龙形象），器盖顶有一大四小五只（玄）鸟形象，而将器盖和把手相连接的，是前虎后熊的形象（有解释为熊虎交媾象征）。

　　第二个是M1出土的四轮车形器：现存礼县博物馆，表现出熊神端坐在铜车中央的形象。该器形制特别，不同于常见的随葬礼器。车轮直径4厘米。车身长方形，车上四角各有一只立鸟，分别朝向四方。车身四边角各有虎，呈向上攀爬状。车身顶为能够打开的两扇盖，车前部有一坐人，似为驾车的御者，驾车人身后的主人位置上，是一只熊，呈现为端坐姿势，张耳昂首，十分尊贵、威武。

　　这两个秦国早期动物造型表明：熊不是作为一般的动物形装饰而出现在青铜礼器上的，其尊贵的身份非神明莫属。坐熊的造型传统，我们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六件玉熊石熊那里，早已有所领教。熊与虎、玄鸟共同出现，可推知嬴秦族信奉的神话动物虽有多样性，但以熊、虎和玄鸟为主。这两座大墓（M1与M2）相距仅10米，M2是圆顶山四座大墓中规格最高的，在二层台上有殉人7人，墓中出土青铜礼器达到五鼎六簋，据发掘者推测已有二鼎被盗，所以原来应是七鼎六簋，级别非常可观，绝非等闲之辈的贫民墓葬可以相比。以蹲坐熊形来塑造青铜礼器的器足，这一造型传统，从殷商、西周时代一直延续下来，我们在汉代文物中看到大量的同类现象。现在有了秦先公墓出土的实物“兽流扁体盉”等，熊足器物从三代到汉代之间的承续和中介，也就更加清楚完整了。

　　从实物图像证据上确认了嬴秦一族崇拜熊为尊神的情况，再回过来看“嬴”字的符号密码底蕴，就容易获得贯通的理解了。

　　嬴秦族人既奉玄鸟为图腾，又奉熊为图腾，那么二者是什么关系呢？从新发现的秦贵族墓中的四轮铜车看，不妨理解为一种祖灵车或者图腾灵车。相似的文物造型，曾经在1989年山西闻喜县春秋时期晋墓中出土过一件。不同的是，该车上只有鸟和人，没有熊。在秦墓四轮车形器上，鸟与熊的形象同时出现，从这两种动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位置关系看，好像不是简单的并列，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有主次之分，即中央与四方之分的。

　　山东一带古有熊嬴族聚居，体现在姓氏符号方面，就是“能”姓。这个本来表示熊的汉字，虽然今天用作姓的情况已经罕见了，但《辞海》的解释中仍然留有痕迹：作为姓，音耐，“唐代有能延寿。”青铜器铭文方面提示了较早的例证：1980年山东省黃县庄头村出土的“能奚方壶”，是西周早期的器物。上面有“能奚乍（作）宝壶”铭文。商末周初时山东一带有能姓氏族活动，这和《逸周书》所记“熊盈族十七国”形成对应。

　　新近出土的北方史前红山玉器，居然有的来自陕西关中地区的春秋战国贵族墓葬中。如凤翔县南指挥镇战国中期3号秦墓出土的红山文化熊龙，以及凤翔县上郭店村春秋晚期墓出土的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见《中国出土玉器全集》）。这两件玉器，是典型的红山器形，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春秋战国时陕西地区的秦人还保有着史前遗留下来的红山文化玉礼器。可惜的是，这意味深长的重要发现，只是在玉学界和收藏界有些人注意，而史学界和神话学界则还没有反应。这也许是由于历史时空上的巨大差距，阻隔了我们发现其中联系的思路吧。（叶舒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