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是陌路上逢人，问他“谁是中国最早的生意人？”差不多的回答会是“范蠡”。范蠡是吴越春秋中最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他从楚国辗转到越国为大夫，和文种佐护勾践，由败亡之势走向强盛，打败了诸侯霸主吴王夫差。然后他功成身退，载西施而泛五湖，做生意发了大财成了“陶朱公”。说起“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话头，人们脑子里电光石火一碰，就会想起他的名字。

范的密友叫文种他们二位都是从南阳走出去在吴越历经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波。

那么如果换了文种来问范蠡“孰为商祖？”范蠡会说：“是王亥。”再问王亥何方人？范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商丘人。那国叫商国，那里的人叫商人，那地儿就叫商，王亥是商祖……”这样的历史沿革，就未必人人都知道了。

到底是先有商国还是先有商事呢？这个话问得有点哲味了，“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有“禅定”之思，然后用禅机来回答。

人类一切种族的起始，都是从神话开始的罢。商人的始祖是“玄鸟”，所谓“玄鸟生商”的故事发生在四千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帝喾的妃子简狄在河里沐浴，吃了一枚燕子卵，由此怀孕，生下了契。王亥是契的后嗣。《诗经》里头《商颂·玄鸟》讲的就是这个家族的起始。如果你有兴味走进现代的商丘，在市区最繁华最有神采的地方，可以见到两尊巨大的雕塑，一尊是“商”字形的大鼎；另一尊是火焰捧着玄鸟卵，上头顶着地球，再上头是马踏飞燕，凌空而起的英姿，都是通红的火焰蒸腾而上的样子。商丘城本来就阔朗大气，装点这样的图腾，看了真让人兴奋。

商人行商并不始于王亥，然而王亥使商丘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当时中原的商品交换，主要是靠马来拉车。但是马这东西在中原不好养，主要来自西域，马少了，生意交往就做不得。王亥的主要贡献是驯牛拉车，把牛鼻子穿透来指挥牛，速度虽然比不上马，但力气耐力似乎比马还好一点。他解决了“运输困难问题 ”，革命性地提高了商品的运输能力――这恐怕是他被称为商人之祖的主要原因。比如说我们必须用肩来担挑走乡串户突然用上了大车拉货穿城越域，那效率变化是不消说的。这么着，诸侯国之间，此部落与彼部落的大规模商业活动就广泛开展了。王亥的牛车队拉着物品周游列国，人们远远看见这个壮观的队伍，就会破门穿巷而出，高兴地喊：“商人来了，商人来了！”

这是什么效应？实在说这样的交流，在原始的封建板块式生活中是大文化的交流。买卖双方的交易，绝不单纯是货物和金钱，也是信息的传递，商国人先进的生产方法由此得以传播和张扬，别国的生产方法也可迅速流入商国，增进了各国的友好关系，加速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也传播了各国人民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成果。

牛是一种不易驯服的动物，现在我们看去似乎牛很老实，那是王亥驯服了它四千年后的结果。即使如此，你想如牧童那样坐在牛背上吹笛子？恐怕要好好练练。你想不牵牛鼻子让它拉套，恐怕也是妄想。王亥的“服牛”贡献了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记载了王亥这个发明，《竹书记年》、《山海经》、《史记》、《楚辞》、《吕氏春秋》、《管子》这些煌煌书史中不绝铭写。

但是，王亥的知名度比范蠡差远了。其实范是“圣”，王则是“神祖”，一般人不明了，那是因为我们长期坚持的是“重农轻商”的治国理念，“士农工商”，商人列四民之末。“渔樵耕读”很雅，“琴棋书画”更雅，雅事言不及商。范蠡的知名度高，不是因为他会挣钱能经商，而是他在吴越春秋中那一段辉煌的“政治履历”。我见资料中说，旧时商号过年时门前张联：“世人且莫贱商贾，范蠡曾为越大夫”。每读至此，总是一破颜。心里想，商人是柜台上数钱，雅人是被窝里数钱，区分不过尔尔。

今年六月，正是热得流火季节，我的朋友刘满仓――他是现在“商人”的书记――约我去“看看”他们的华商文化广场。在这里，见五六层楼高的王亥铜像矗立在广场核心，几万块以不同书法撰写的“商”字方砖嵌满了广场，中间一条通道，则是中国历朝历代传用的钱币，跨进广场可见两枚六米多高的魏国“安阳”铜铸大“布币”。商和钱充盈了整个广场的综合气氛。２００６年国际商文化节就在这里召开，数千名海内外商贾在这里风云际会。王亥，怀抱竹简，安详微步，沉着地看着他所创造的无底灿烂。

钱，决不意味着铜臭。从本质意义上说，它是“泉”，是滋润万物生灵的“源”，是生命张力的“流”，是文明发华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