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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 林建法
相遇是一种机缘，与某些作家相遇，则是文学之缘。2003年10月，我们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世纪汉语写作研讨会”上和阎连科相遇了，他的“我为什么写作”的演讲，在一个看似老生常谈、其实并不好谈的题目下，说出了使我们和在场的听众为之一震再震的话，仿佛如芒在背。我们都注意到了演讲时的阎连科双手在颤动，无疑，这是一个用灵魂说话和写作的人，读他小说感觉和听他演讲的感受不觉间就交织在了一起。
在这个年代，已鲜有冲击力的演讲和写作。坦率地说，我们耳闻目睹的是“妇人语”、“妮子态”，而不少批评文字又在为之推波助澜，这也是当下的一种语境。小说未死，批评也活着，但是种种小说、种种批评已经变态了。返观阎连科，他的声音和小说文本则是铜琵琶、铁绰板了。我们的判断是，阎连科在有了《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后，他已经是这个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而他的长篇小说新作《受活》，也已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文坛和读者中获得了强烈反响。阎连科的这几部长篇小说和他的“耙楼山脉”系列等，正在改变着我们文学的秩序。在我们看来，阎连科的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的语言、结构书写了独特的“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而“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又时常是重叠在一起而成为“本土中国”。在阎连科的“本土中国”中，“革命”和“政治”开始成为两个“关键词”。读《受活》，不能不引起我们对“革命”和“政治”的重新思考。我们以前过多的把精力集中在对政党斗争意义上的政治方面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方面，而忽视政治是如何建立一种生活理想、组织一个生活世界的。《受活》恰恰在被忽视的层面上展开了作家的想象，叙述了“本土中国”的景观。
阎连科关于“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的叙事，不仅在尝试新的创作方法，而且也在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现在在探讨创作方法时，似乎在回避“世界观”这样的措辞。我们觉得中国当代作家大凡有成就者如莫言、李锐、韩少功、张炜等，他们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他们内心世界最大的变化。阎连科在《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中说，“现实主义，与生活无关，与社会无关，与它的灵魂——‘真实’，也无多大关系，它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真实不存在于生活，只存在于写作者的内心。现实主义，不会来源于生活，只会来源于一些人的内心。”世界观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当代作家，将把当代汉语写作带到另外一番新境界。我们有理由做这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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