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一位蜚声文坛的现代小说家和戏剧家。他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曾在北京的中小学任教；1924年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1930年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又到美国讲学并进行创作。老舍是北京人，经历了北京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时代变迁，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大量反映北京社会生活的作品。他的语言通俗、幽默、醇厚有力，被誉为“语言大师”。他的作品脍炙人口，生活气息浓厚，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骆驼祥子》、《茶馆》等至今仍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屏幕上久演不衰。

　　提起老舍，人们就会想起他的经典作品，殊不知，老舍是在周恩来的关心和影响下，从一名进步的爱国作家成长为革命的人民艺术家的。他与周恩来之间结下的深情厚谊，更是在文艺界被广为传诵。

　　走到抗日旗帜下

　　周恩来是老舍接触最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日军的步步推进，沪宁等地相继失守。一时间，有七八百名文化界人士从各地撤退到了武汉。当时，周恩来正在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具体实施国共第二次合作。

　　为了使云集武汉的文化界人士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以更强大的力量抗日，周恩来指示共产党员阳翰笙等人筹备组织一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7年底，阳翰笙首先以个人名义倡议成立一个“文协”组织，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正在这个时候，老舍也来到了武汉。经过周恩来、王明和冯玉祥将军共同商议，准备邀请老舍出面主持“文协”工作。虽然之前老舍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联系，然而，他是一位极具正义感和爱国心的著名作家。抗战爆发后，他曾宣称：“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38年3月27日，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当选为“文协”的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因“文协”不设主席和会长，所以总务部主任实际上负有总责，对外代表“文协”，对内总理会务)，周恩来当选为“文协”的名誉理事。从此，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周恩来与老舍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两人精诚合作，彼此尊重，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着许多方面的工作，肩负重任，工作繁忙，但他仍然经常抽出时间来到“文协”同大家见面谈心，了解情况，给“文协”的工作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他每次到来，都会“使人感到温暖，也从中汲取奋斗的力量”(老舍语)。

　　1938年5月，“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周恩来应邀参加。会议开得热烈而富有成效。老舍在他的会务报告中，对当时的现场情况作了精彩记述，他写道：“……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起吃饭，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

　　周恩来真挚的情绪感染了到会的每一个人。老舍更进一步了解到周恩来不仅是一位才能卓越、爱国心强烈而极具号召力的中共领导人，还是一位有血有肉、感情充沛而极具感染力的热血男儿。

　　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后来回忆说：“这个时期，虽然老舍还在迷雾中徘徊，但他凭着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深深地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周恩来——作者注)而自喜。”

　　通过与周恩来的多次亲切接触，老舍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渐加深，最终义无反顾、心悦诚服地“成为共产党的一位忠实可靠的朋友”。他曾感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对每个人都热情关注，目光四射！”

　　在周恩来的影响下，老舍把“文协”的工作做得卓有成效。后来，“文协”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全国各地设有分会，搞了许多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全国文联、全国作协的前身。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两大历史贡献：一是团结了一大批有爱国心的文化界人士。抗战时期是中国文人在历史上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二是使文学走向民间，走向普及。“文协”举行成立大会时，挂在武汉街头的口号就是“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应该说，这两个口号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文学走向。这里面不能不说凝聚着周恩来与老舍的心血。

　　召回效力祖国

　　抗战胜利后，老舍与曹禺接受美国官方的邀请赴美讲学，从事两国的文化交流工作，并且笔耕不辍，继续进行创作。一年期满后中国内战爆发，老舍滞留美国。期间，周恩来一直在为实现国内和平殚精竭虑、奔走交涉，之后又为打垮国民党反动派运筹帷幄、调兵遣将。

　　尽管如此，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老舍这位为抗战出过大力的文坛巨匠。1949年，当北平和平解放、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周恩来首先想到了旅居海外的老舍。他非常了解老舍对新中国的思念与向往，了解他在异国他乡的痛苦与郁闷。

　　1949年7月6日，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周恩来对济济一堂的作家们深有感慨地说：“现在就差老舍先生一个人了，无论如何要请他回国。”

　　时隔3个月，身在纽约的老舍辗转收到周恩来诚邀他回国的亲笔信，这令老舍喜出望外。他不顾手术后病体虚弱，悄悄地做好回国的准备。1949年12月12日，老舍排除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日夜思念的祖国，开始了他人生崭新的一页。

　　到达北京的翌日，老舍就不顾旅途劳顿，在阳翰笙陪同下，前往拜见周恩来。数年未见，两位重逢的老朋友一见面就紧紧握手，久久不肯松开。

　　回到北京后，面对一个全新的天地，老舍心中充满喜悦，激情澎湃。他遵照周恩来的嘱咐，除了拜访过去的老朋友之外，就是埋头读书和写作。在拜读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他有所感悟，要做一个艺术家，就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周恩来与自己谈话的那天也同样提到了这一点。可作为旧时代的作家，要写新时代、新生活，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写，必然会出错。老舍后来在谈到这时期的感受时说：“以前，我可以凭‘灵感’，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任。现在，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

　　关切中新作倍出

　　周恩来热爱文艺事业，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老舍写的戏，周恩来几乎全看过，不仅看，还帮着出主意，帮着修改，有的甚至从头至尾直接参与创作。老舍对周恩来的崇高品德、高尚情操、杰出的才华和非凡的能力敬佩不已，他从这位良师益友身上汲取到无穷的力量。

　　1950年5月，周恩来出席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会上，老舍被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很熟悉北京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凡是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听到的，鼻子能闻到的，特别是老北京的阴暗面，他都了如指掌。

　　7月24日中午，周恩来宴请老舍，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多写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北京的变化。周恩来十分关心老舍的创作计划。老舍告诉周恩来，他打算写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新政府。周恩来听了很高兴。当老舍说他已约好在第二天就去龙须沟实地采访时，周恩来连声说：“对，对，一定要去，等着看你的新戏。”

　　老舍创作的话剧《龙须沟》，反映了北京南郊一个贫民区的变化，是对旧社会的控诉和对新社会的歌颂。《龙须沟》剧本写出之后，正准备上演时，有人有顾虑，认为一是当时演外国戏比较时髦，演《龙须沟》怕不合人们兴趣；二是正值抗美援朝，演《龙须沟》怕脱离现实。周恩来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龙须沟》很有现实意义，对确立新政权的威望大有好处。不出周恩来所料，《龙须沟》上演之后，大受观众欢迎，一时间风靡全国。老舍也因此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周恩来不仅自己很喜欢《龙须沟》这部戏，而且还向毛泽东推荐了这部优秀作品。195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一同观看了《龙须沟》的演出。

　　在新中国清新温暖的氛围中，老舍灵感如潮，佳作频出，他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周恩来始终给予了他热情的关注。他鼓励老舍多写自己熟悉的事物，从创作计划到创作内容都给予具体指导。每当老舍的一部新剧上演，周恩来总会在百忙中抽空去观赏，而且从剧本到演出，都会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

　　老舍不断得到周恩来的指导，在创作他不很熟悉的政治题材作品时，尤其如此。老舍在创作《春华秋实》这部剧本时，由于对所描述的社会阶层不熟悉，感觉写作难度很大，无法轻松自如地把握。为此，周恩来就帮助他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进行分析，找出问题，两人经常讨论至深夜。

　　《春华秋实》反映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的两重性。周恩来向老舍详尽地解释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不能因为强调对资本家的斗争和限制的一面，而忽略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经过斗争还有愿意接受改造的一面。他还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变成政治宣传。他希望老舍放手按照自己的风格写作，用自己所擅长的幽默语言把戏写出来。他说，群众需要的是一出有血有肉的戏，一部真正的艺术品。

　　周恩来还经常提醒和鼓励老舍制订新的写作计划。常常可以听到老舍对剧院的同志这样说：“总理又给我出新题目了。”往往这就又将引出一部新话剧来。可以说，老舍每一部作品的诞生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

　　在老舍的后期剧作中，周恩来最推崇《茶馆》。他特别赞赏第一幕，认为情节动人，表演精彩，艺术感染力强。他说，应该让年轻一代人看看《茶馆》，让他们知道在旧中国世道的黑暗。他认为，年轻人都应该对旧社会有形象的了解，光靠讲道理是不够的。几年以后，周恩来又看了一次《茶馆》。散场后，他把老舍和演员请到一起，重提教育青年人的问题。他说，这部戏应该给青年人一个启示：要他们想一想，到底什么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谁是历史的主人公。虽然剧本后来作了修改，增加了学生运动的场面，但周恩来觉得还不够理想。他说，从近代历史上选择什么事件作为典型搬上舞台，还值得好好研究，并特别希望老舍仔细推敲斟酌一下。可惜，后来他们两人谁也没有顾得上这件事。

　　周恩来不但对老舍的内心世界十分了解，就连他的个性特点也非常清楚。

　　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文化工作座谈会。会上，老舍谈到自己想去新疆石河子军垦农场住些日子，体验生活。周恩来出于对他身体的关心，马上插话说：“你年纪大了，腿脚又不方便，边疆地区条件又比较艰苦，怕不适应。也不一定跑那么远去体验生活，可以选近一点儿的地方，也可以不蹲下来，走马观花也是一种方式。”话说出口，周恩来立即感觉自己打断了老舍的话，马上表示歉意：“噢，我打断了你的发言，对不起，请接着谈。”老舍看了周恩来一眼，提高了声音，笑着说：“话都给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与老舍之间总是坦诚相见。一次宴请朝鲜朋友时，老舍酒兴大发，喝得不省人事。周恩来知道后，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老舍一回家就对妻子说：“今天我挨了好一顿批评。”从此，老舍再也没喝醉过酒。当然，也有老舍“将”周恩来的时候。在一次人大会议上，老舍登台直言不讳地发言说，会议太多，简直成了灾，挤了写作时间，请求免去他的社会兼职，好空出时间静下来多写几个剧本。周恩来后来在政协的一次会议上说：“老舍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搞得太紧张。”

　　周恩来与老舍交往，还表现在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恩来经常光顾老舍的住处“丹柿小院”，同他谈创作，聊生活。1959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刚到老舍的小院，关切地问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老舍先生近来身体可好?”当胡絜青告诉周恩来前些日子老舍得了一场严重的气管炎时，周恩来马上要她详细谈谈情况，并问：“老舍住过医院吗?现在痊愈了吗?……”听完胡絜青的回答后，周恩来说：“我现在要批评你啦，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胡絜青不好意思地承认没有想到这一点。周恩来于是很严肃地说：“以后，不管老舍得了什么病，你都要马上向我汇报。”随后，周恩来走进屋子和老舍畅谈起来。两人都是健谈的人，老舍还有一肚子掌故，说起来俏皮逗人。那一天，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到了晚饭时分还兴犹未尽。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喊胡絜青的名字，嚷着饿了，说着亲自下厨房找饭吃。老舍夫妇早就想请周恩来吃饭，可是他们一时没有准备，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款待，现在看到周恩来找饭吃，感到很尴尬。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连忙说：“你们不要专门准备，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说完，他继续和老舍谈话。没过多久，胡絜青匆忙端上了一盘炒鸡蛋和一盘干鱼。周恩来一见就乐了，笑着对胡絜青说：“你和小超一样，知识分子出身的，不太会炒菜。”

　　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使老舍深受感动，并化为前进的动力。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老舍在创作上硕果累累，取得了发表剧本21部的可喜成就。其中，《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以其独有的特色、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享誉中国近现代文坛。

　　痛心纪念，友谊天长

　　正当老舍尽情地讴歌中国共产党，讴歌人民的新生活，准备为人民贡献更多精神食粮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而来，将他抛入万丈深渊。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老舍被红卫兵拉去参加了一场又一场批斗会，他的罪名是“反动”，宣扬资本主义复辟……

　　大约是1966年8月24日，老舍不堪忍受非人的侮辱折磨，愤而投湖，以死抗争。当老舍受尽人格的侮辱、心情极度悲愤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他留下的惟一一句话就是“总理最了解我，总理最了解我……”

　　遗憾的是，此时的周恩来正忙于应对和处理连他都始料不及的这场“狂风骤雨”所带来的种种棘手问题，分身乏术，没能阻止住悲剧的发生。

　　当周恩来得知老舍失踪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忙派人四处寻找。当得知老舍去世的噩耗时，周恩来感到震惊和悲愤，曾当着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啊!”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但是，周恩来所做的一切毕竟为时已晚，老舍已经带着满腹的疑问和愤怒投入了北郊的太平湖。周恩来锥心而泣，震惊、内疚、痛惜、悲愤……统统向他袭来，他不能不深思：为什么？为什么？

　　老舍出事后，周恩来立即牵挂起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的情绪和安危来。他请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代表自己前去看望慰问胡絜青，并约王昆仑详细了解胡絜青的情况。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胡絜青周围的禁锢便被去掉一层。首先解冻的是老舍的稿费存款。银行奉命通知胡絜青说，这笔款子可以由她和子女自由支配了。胡絜青知道，是周恩来那只巨手在悄悄地拨动着这一切，做得既巧妙又不露声色。她不由得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以后的几年中，局势更加难以控制，周恩来一直身陷困境，根本来不及为老舍平反昭雪。但是，他还是竭尽所能地冲破种种阻力，保护了一大批文艺战线上的优秀人才。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当周恩来身患重病住进医院治疗的时候，对故友念念不忘的他，曾选择老舍的忌日，即8月24日这一天，心情沉重地前来北海湖畔，郑重地祭悼老舍的英魂。

　　周恩来神色凝重地望着眼前的一泓清水出神，低头沉思许久。突然，他向陪同在湖边散步的医护人员发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医护人员回答说不知道。

　　周恩来一脸严肃，半天才低声哀叹说：“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稍作沉吟，周恩来又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医护人员回答说：“有所耳闻，但不详知……”

　　“我知道！”周恩来口气坚定地说，“我详详细细地讲给你听。”……

　　周恩来在长时间的静默中，是在为新中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人民艺术家而痛惜，还是为自己没有尽到保护责任而深深地痛心疾首？这些成分似乎都有，但是，“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他的思想又飞回到他的老朋友老舍身旁了(老舍之子舒乙语)。”

　　周恩来病逝两年半之后的1978年6月3日，北京市和全国的文艺界朋友们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象征性的骨灰安放仪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悼词中说：“老舍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作家……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著名小说家巴金在报上发表文章，把老舍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巴金说：“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