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提起社会学批评，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被理解得十分机械，“好像蒸气机活塞与活塞杆，前者动一下，后者也动一下”，“本来十分复杂的关系居然被三下五除二地简化到如此简单的地步”。（葛兆 

     光《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于是，学者们纷纷避之惟恐不及，仿佛一沾上社会学批评就降低了自己的学术品格。但是，当柳鸣九先生面对蒙田、卢梭、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罗曼·罗兰、萨特、马尔罗、加缪这十位法国文学巨星之时，却有自己的思考，让我们看看柳先生在谈到加缪时所说的话：“面对加缪这样一个充满了生命光辉的不朽者，这样一个在20世纪现实中有声有色，显赫了一个时代的客观存在，这样一个在人类文化史上永远光华照人的精神现象，该如何关照与审视？……某些时髦的工具如叙述学、符号学、文体论、结构主义批评、语言学理论，就显得过于琐细，而难以得心应手了，观察天象就应该用观察天象的方法与工具……”于是，柳先生选择了社会学批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展示给我们一组组长镜头，从宏观社会背景开始，推进到作家全身，再推进到作家面部特写，一步步让我们看清了作家的生存环境、作家的人生经历、作家的精神品格以及作家的全部气质在他的作品中的映照。 

     葛兆光先生早在20多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一种文化现象（包括具体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文化政策）对于文学的影响，并不在它直接地使文学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在于它使社会生活形成了什么样的风貌，而这种社会风貌又在人们的四周构筑了一种什么样的氛围，这样氛围又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心理、观念，使他们的审美趣味、情感特征、价值标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了文学的变化。”（同上）也就是说，只有把作家和作品还原到真切的历史背景之中，在历史背景的细致勾勒中，在历史细节的精致把握中，才能让人们真切地拿捏住作家的骨血肉，体味到作品的精气神。我觉得，柳先生也许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不厌其烦地把十位巨星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们的人生历程中的细节一一向我们道来。 

     因此，在《法兰西文学大师十论》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16世纪法国在新旧转变中的阵痛和混乱，蒙田就在这种变乱之中，还“身不由己卷入了战争”；也看到了卢梭“遭到了统治阶级残酷的迫害，被恶毒咒骂为‘疯子’、‘野人’。”于是不得不在悲惨的流亡生活中，就拿起笔写出了《忏悔录》，为自己辩护；看到了“身材不高，大腹便便，红脸膛，络腮胡，狮子鼻，薄嘴唇，看起来像个其貌不扬的胖店主”的司汤达在情场上屡战屡败之际，为了自我补偿就把英俊的身材、挺拔的外表、顺利的爱情一股脑地给予了于连，……从中，我们逐渐感受到了法国文化的气息，触摸到了法国文人的情感脉络，体味到了他们的心态，也明白了巴尔扎克在拿破仑塑像底座上写下：“彼以剑未竟之业，吾将以笔完成之”之际的雄心壮志，马尔罗在由探险家向作家转变之时的心路痕迹，加缪在与萨特决裂之时的思想苦闷，所以，这本书虽然没有炫奇斗艳的新方法，却有横扫千军的气度，又有心细如发的精致，在立体的描述中，让我们感受到了法国文人所生存的时代气息，了解了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之时的情感和心理。 

     社会学批评固然是着重于文学外部条件的分析，不像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接受美学、阐释学等方法强调的是从文学作品本文的结构、语言，或者从读者反应等等来解释文学，总是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作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作品也不是作家凭空杜撰出来的，作家作品都有出现的环境和条件，必然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只要这种联系不中断，社会学批评就有存在的必要，就柳先生这本书而言，柳先生熟练地应用着社会学批评的方法，摆脱了社会学批评经常出现的既武断又简单机械的分析模式，从时代、作家、作品之间丝丝屡屡的联系入手，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为我们呈现了三者之间活态联系，让我们轻松地拿捏到了法国作家的心灵，这就自然地表明了社会学批评所蕴含的生命力，这也是柳先生这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柳先生的叙述。柳先生以生动流畅、准确传神的笔触，深入到法国时代的深处、撩开作家心灵的面纱，写出了巴尔扎克写作之际的内外交困，雨果精于写作又善于理财的原因，庄谐并用，议论与描写齐出，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以形象化的描述，勾勒出了几百年间的法国时代风貌，再现了十大法国文学巨星的人生历程，当我们闭上眼睛，就能立刻浮现出十大巨人的身影。也正是这样的描述中，读者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可以与法国作家进行精神上的交流。 

     陈平原先生曾希望能把学问做得有趣，我相信，柳先生在写作之际就是愉悦的，他不仅把法国文学研究做得很有趣，还把趣味带给了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