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金煜

　　「记者手记」

　　采访邓伟是在雍和宫的金鼎轩里，吃了一个上午的早茶。他说自己很喜欢广州的小点，也喜欢江南的桂花。这个在四合院长大，从小跟着钱钟书、朱光潜、李可染等大师学习的北京人，又跑遍世界拍名人的摄影人，可能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他对“家”的感觉。“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父母没了，家也没了，一直都是居无定所的状态。”他平淡地说。看过了世界的人，却没有了家，他觉得那就是他的生活状态，他说他见过世界上最豪华的水手——缀金扣子、戴船长帽的挪威国王，也见过广西北部湾靠一个小马达出海打鱼的渔民，而他自己也是一个水手，钱钟书先生形容他为“一叶扁舟”。就是这么一个“居无定所”的人，谈到家的象征——书房，话题却滔滔而来。他从被毁的老家书房谈到自己的“枣林书屋”，从英国艰苦的居住环境谈到了见过的无数人家中的书房风景，“我没有书房，但我有很多书房的故事”。他兴冲冲地说。

　　「书房主人」

　　邓伟 1959年生于北京，曾师从于国画家李可染、美学家朱光潜。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上世纪70年代末，在父亲策划帮助下，开始有计划地为茅盾、冰心、钱钟书、俞平伯、朱光潜、李可染等文化名人拍摄肖像，作品结集为《中国文化人影录》，90年代初，开始实施自费环球拍摄世界名人的计划，将包括国家元首、诺贝尔奖得主等在内的数十位20世纪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金融家、运动员等收入他的镜头。

　　摄影家邓伟看过无数人的书房，有世界上最博学人的书房，最有钱人的书房，最有权力人的书房，它们有的简陋，有的豪华，有的根本则无。他说自己像一叶扁舟，居无定所，对书房，他不敢有太多的奢望。

　　我的枣林书屋是钱钟书命名的

　　邓伟说自己在出国拍摄世界文化名人之前，生活还是很幸福的。特别是他还有一间钱钟书命名的书房——枣林书屋。原来，有一次去钱钟书家，还是小青年的邓伟向钱先生介绍自己家：四合院里有两棵上百年历史的枣树，一大一小，邓伟给命名为“老先生”和“小先生”，每当春末夏初的时候，枣花的淡香就悄悄地透进他的小书房里来，他天冷的时候在屋里看书，天热的时候就在伞一样大的枣树下阅读。钱先生听着听着就给他的书房题了几个字：“枣林书屋”。“我还和钱先生说，只有两棵树，称不上枣林，钱先生一笑，说你可以想像枣树结出这么多枣来，可以生出很多树。”多年后，“小先生”枣树旁边突然生出一棵小树苗来。想来，邓伟觉得钱先生真是有远见。

　　15岁时，邓伟在李可染家见到可染先生二话不说就答应一个少年求学者的请求，给他的书斋命了一个名“梨花书屋”，同样也是从梨树想到了梨花，也是一个有远见的大师。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邓伟用任教领的第一份工资从老莫餐厅给李可染买了个大蛋糕以示报答，当时他还用给杂志写杂文赚得的一些小钱，给小书房添置了一把椅子、两个带玻璃门的书柜和写字台，书架上的第一批书就是李可染、朱光潜等人送给他的著作。那时候，书房外全是麻雀叫，院里枣树下有蚂蚁在爬，邓伟的父亲会在雨天蚂蚁搬家的时候给蚁群送上一些面。这就是钱钟书先生给提“枣林书屋”几个字时，他书房的实际情况。

　　“枣林书屋”是他惟一实际拥有书房的短暂时光，一直以来，书房于他就是个可看却不可触的东西。他看到的还有书房的悲剧。

　　邓伟的父亲原有一个书房，里面满是古文的线装书和编写的教材，后院的书库还藏书上万册，邓伟记得父亲在书房里搭一小床，装个床头灯，盖上一块小手绢，常常看到半夜。

　　上世纪80年代末，承继父亲的遗愿，邓伟开始了世界文化名人拍摄计划，因为没有资金，他卖掉了书房里的部分书、书架和写字台，因为是5月份走的，他连冬天的皮衣都卖了，钱钟书和杨绛给了他四百元钱，他买了一个大铝箱子，从此在英国一住就是20年。

　　英国：与书同漂泊

　　在伦敦，别说书房，邓伟连找一个住的地方都很困难。很多年他都借住在一个6平米不到的小屋里，无法站立，无法伸腿，只能搁下一张床，他就在那张床上蜷着身子读资料，写笔记。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考虑住到邻居家的垃圾房里去，就是因为那儿比较暖和。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曾经的“枣林书屋”早就变成了一个对理想和浪漫生活的憧憬，他根本不敢奢望。

　　因为要拍摄无数的世界名人，邓伟必须翻阅大量的资料，因此，他的书房概念扩展到了公共场所。资料分得很细的大英图书馆，很专业的名人传记资料图书馆，存有港台书籍的中文图书馆成了他常去的“书架”，海德公园则是他的“写字台”，邓伟常常在公园椅子上查阅资料一查就是好几个小时。

　　等到打工稍微赚来些钱能买得起书后，更多的苦恼也随之而来。作为摄影师，邓伟很喜欢购买摄影和美术画册，可这些书的特点就是重，因为没有钱打车，又经常搬家，他基本就充当了“搬运工”的角色。

　　英国的朋友常说邓伟总是把以天计的交通通票用到极致，尤其他搬家时，会像蚂蚁搬家一样带着两个特别沉的袋子，走路、上公车、坐地铁、再坐公车、再走路，就这么反复运着自己喜爱的书。当然，体力活归体力活，淘书总能带给他快乐，从地图书店、美术书店、摄影书店、旧书店到周末市场，他总能淘到好多很珍贵的画册和书。

　　别人的书房：千奇百怪

　　邓伟心中的书房是个很私密的空间，他很希望拥有一个像样的书房，可是，他的生活实在变迁太多。这么多年来，他跑遍了世界，看过无数人的书房，在他看来，书房真是千奇百怪。

　　此前拍中国文化名人的时候，邓伟去过很多大师和作家的书房，奇怪的是，很多人的书房都简陋得不行。比如钱钟书的书房，客厅和书房合二为一，靠窗台的是钱钟书的写字台，另一角阳光稍差点的是杨绛的写字台，中间有几把“坐着并不太舒服”的沙发，用来接待人。“钱先生不喜欢接待人，他的书也不多，书房里大部分是工具书，当然，可能因为跟他搬家多次有关。”俞平伯也没有很大的书房，只有写字台后面一排线装书。而朱光潜则根本就没有书房。“他说如果要看书就到北大图书馆、系里图书馆看书，在他家只有大辞典、大字典等工具书，只有一个小书架总算堆起三四十本书。”

　　但就是这些简陋的书房，却和这些大师的生命是相连的。“我什么时候去找钱先生，他都在案头写作；什么时候去找朱先生，他都在搞翻译；什么时候去找李可染先生，他都在案头作画。”简单的书房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直到最后一刻。李可染在和人谈话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在自己的画案上。朱光潜从楼梯上掉下来，摔伤了还爬到没有书架的写作间继续做翻译，直到生命最后。这些都是感动邓伟的画面。

　　同时，邓伟也去过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书房，去过大政治家，大企业家的书房，这些人的书房总是和会客厅结合在一起，在书架上摆满了成套成套的硬壳精装书，如《美国史》、《英国史》、《大英百科全书》，可是完全就是摆设。

　　总结起来，邓伟说书房还是实用功能为主。在《蝇王》小说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格尔丁的书房里，书架上大部分的东西竟然不是书，而是CD，因为格尔丁非常喜欢听音乐。而在东方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家中，80多岁的老人脑子非常清晰，让助手从书架上某个小格里取出一盒的邮票，原来他把和中国读者通信交流的邮票全给收藏下来了。

　　邓伟几十年来居无定所，这一切都曾被有远见的钱钟书说中。“钱先生一开始坚决反对我出国拍摄的计划，他举例说我不习水性，又没有钱，又没有船和水手，就像汪洋里的一个小叶子自己往前划，他就在他家手这么比划着告诫我。最后我还真的成了一叶扁舟了。”

　　“一叶扁舟”就“一叶扁舟”了。就这么艘小船，“见过了皇帝、国王、主席、总统、最有钱的人、大银行家”，可是他们“睡觉也就一张床，写作也就一张桌子”。不过虽然条件艰苦，邓伟还是写出了12本书，300万文字的作品。邓伟没有固定的书房，没有那个令自己感到回归的地方，但是，他知道，他和书房是有缘的，这个缘来自他与书和人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