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煊形容“监察院”像“没有牙齿的老虎”，要研究“装几颗假牙”，或让老虎“吼一下”，以重振监察权。台湾《联合报》社论说，王建煊的巧喻，符合民众对官箴整饬、摘奸发伏的期待，但有些主张涉及“宪政”体制的定位与“五院”互动的衡平，必须从慎计议。

　　王建煊重振监察权的构想，包括弹劾不当政策的首长、制衡任期保障制度的官员、强化调查实务人员编制、落实审计制度、设置“监察院”廉政公署等，大多与台“宪法”的精神相去不远，惟关于“政策弹劾”与“廉政公署”二项，恐对“宪政”体制产生重大冲击，仍应三思。

　　依据“宪法”九十七条、“宪法”增修条文第七条及“监察法”第六条的精神，“监察院”对"中央"、"地方"公务人员、“司法院”及“考试院”人员，可以提出弹劾；弹劾的事项则限缩在“失职或违法情事”，倘涉刑事，还得“移送法院办理”。

　　社论指出，因此现行体制所规范的弹劾，仅就官吏是否违法或失职做审查，追究的是法律责任，衡量标准是客观的法律；若如王建煊所言，对“显然有问题的政策”之首长提出弹劾，这就涉及政策内容的实质审查，讨论的是政治责任，审度依据则成了主观的政治。

　　依法，弹劾流程要走完，不仅“监察院”要提出弹劾案，还得送“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议，由此更可看出弹劾性质偏向法律责任，而非政治责任。在民主国家，政策是否施行应由多数民意决定，政策的良窳优劣亦应由具有民意代表性的“国会”判断，“监察院”如今已不具民意机关特质，恐对政策之政治责任不宜置喙，否则将成“太上“行政院””或“太上“立法院””。

　　一九九七年第四次“修宪”后，台湾的“宪政”体制朝半"总统制"方向倾斜，“行政院”虽为台湾最高行政机关，但一方面因“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命，难免秉承“总统”意志办事；另一方面因“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可以质询权、覆议权、不信任案、法案预算审核权等制衡“行政院”。亦即，在政策层面，“行政院”等于有“总统”与“立法院”两个老板。

　　社论进一步指出，若“监察院”真能弹劾不当政策的首长，将成为“行政院”的第三个老板，恐将形成“宪政”危机。若“总统”与“立法院”对政策见解歧异，还可以不信任案或解散“国会”化解争议；但若“监察院”与“立法院”对政策看法不同，却无机制可打破僵局，“行政院”将无所适从。

　　而“监察院”下设廉政公署的想法，亦非所宜。社论认为，目前“监察院”既不是行政合议机关，也未兼有不完全的司法权，因此不能算“准司法机关”，而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但廉政公署性质不同，具有准司法机关的性质，若廉政公署设在“监察院”下，将使“监察院”与“司法院”产生竞合困局，台湾将有两套司法系统。

　　廉政公署要能有效运行，重点是在机关的独立性，切断与其他机关的从属关系，以执法、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有效防治贪污，这与“监察院”所需的独立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目的相近、性质迥异的两个机关，却不能混为一谈，否则迭床架屋，势必破坏权力分立的原则。

　　社论说，王建煊要重振监察权的心志值得肯定，过去“监察院”“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形象太让民众失望，改革实已刻不容缓。然而，重振监察权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五院之间的权力平衡，一是监察与“立法”、“司法”之间的权力分际。简言之，重振监察权必须在“宪政”脉络中思考。

　　马英九与王建煊都想发挥监察权的功能，因此对确保“监察院”的独立性已取得共识；但对于如何重振“监察院”，两人似乎仍未取得一致看法。马英九强调“遵宪”、“行宪”，其实是“立宪”民主“国家”的最基本原则；王建煊考虑重振监察权之时，亦要避免反而搞乱了“宪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