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5月31日电／台湾联合报今日刊载社论说，台“国防部长”陈肇敏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三一九陈水扁枪伤不是当天在台南市金华路第一现场造成的”，陈水扁因此决定控告陈肇敏诽谤。

　　此事经过是这样的：“立法院国防委员会”邀陈肇敏备询时，民进党一名“立委”直截了当地问了他几个问题：“是否因为参加了真调会才被提拔为‘国防部长’？”“真调会有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两颗子弹是否陈水扁自导自演？”陈肇敏于是本于过去参加真调会所知的调查结论，作出答覆。

　　批评者说，民进党“立委”所询并非“国防部长”职权范围内的事务，陈肇敏不应回答，答了就是错误。然而，严格说来，政务官到“国会”，就政治性问题表示意见，其实并无什么职务范围可言；三一九案涉及统治正当性争议，任何政务官可以为陈水扁辩护，任何政务官当然也有权表达质疑。陈肇敏以政务官身分到“立院”备询，就委员所询，本于所知诚实答覆；或许可以说他缺乏政治警觉，说话过于直率，但这算是什么“错误”？何况，这个议题是民进党“立委”挑起来的，倘若民进党“立委”不期望出现这种答案，那就不该在这个场合问这个问题。

　　社论指出，再者，陈肇敏的答覆是依据其参与真调会的经验，就所知结论提出说明。而真调会是经大法官会议两次解释，认定为合“宪”合法的机关，本是“立法院”行使调查权的一种形式；虽然大法官不同意真调会条例的部分条文，但整体来说，真调会的合法性却是无可置疑的。也就是说，真调会的行动均是依法令的合法行为，其调查报告亦是广义的政府公文书；纵然其结论与检警的认定相反，陈水扁本人更非常不喜欢，却也无损于其调查报告的合法性。必须辨明的是：真调会和检警各有职权，检警固可依其职权而有所认定，真调会也当然有权公布其调查报告，向“立法院”及社会大众说明其结论。

　　社论说，在此前提下，只要陈肇敏的答覆内容确为真调会报告的内容，陈肇敏并未自行增删改变，那就是陈肇敏引述广义的政府公文书所作报告，岂有构成诽谤的可能？不要说陈肇敏的引述不犯法，任何人加以引用也都不犯法；否则，陈水扁岂不就能利用自诉程序来封杀真调会的调查报告，以达到禁止任何人使用该报告的目的？

　　陈水扁指称，检警已有调查，证明非自导自演云云；然而，当初检警调查和不起诉处分若能取得社会信任，又岂会有真调会的出现？而如今检方特侦组又何必重新调查？要用当初检警之调查和不起诉处分，来作为指控对三一九案的质疑或评论之依据，当然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想法。

　　所以说，陈肇敏在“立法院国防委员会”答覆三一九案的问题，容或有“适当与否”的争议；但陈水扁就此提起自诉，恐怕更有“适当与否”的争议。三一九案发生后，陈水扁以执政地位，用尽各种方法阻挡“立法院”成立真调会调查真相，又在真调会成立后，指使各单位以“行政抵抗权”进行杯葛，让真调会的运作时生阻挠；且检警又迅速结案，以不能自辩的死者陈义雄为凶手，遂使三一九的幽灵纠缠陈水扁整个任期。如今，陈水扁在“抵抗”了整个任期后，又想要藉自诉程序来阻禁社会公评，恐怕是更加不适当。

　　社论指出，我们虽认为陈肇敏的言行，在政治角色上可待斟酌；但既未违法，更非诽谤。三一九案普遍存在人心的质疑至今未解，陈水扁若控告陈肇敏，其实等于控告真调会、控告“立法院”，及控告凡对三一九有质疑的人民。问题是：这能杜得住众人悠悠之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