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党“总统”候选人都提出了降低遗产税的主张；台湾《经济日报》社论表示，他们不怕被批评为图利富人的勇气，值得肯定。然而双方的主张并不相同，社会上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希望他们能更清楚了解遗产税问题对台湾整体的利弊所在，而勇敢地讲出并坚持他们认为正确的主张。

　　社论指出，遗产税原本的目的，是要避免有钱人的财富一直累积，而使贫富愈来愈不平均，甚至造成资本家控制及剥削其它人民的问题。然而这种追求公平的目标，随着经济发展已变得较不重要甚至较为困难。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初期只有少数人是大资本家，他们也确有独占并剥削其它人的能力，因此可能有必要以遗产税等方法来防止资本集中在少数家族。但目前资本已相对分散，拥有大量资本的人已很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及法令对劳工与消费者的保障，已使资本家难以独占和剥削他人。公司制度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资本少的人也能藉众人之力而和大资本家竞争。技术的快速进步，更使知识变成赚钱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借遗产税来节制私人资本的必要性已降低。

　　另一方面，因经济的自由化与全球化，有钱人也愈来愈容易规避遗产税；特别是有钱人若把资金移到岛外甚至放弃台湾籍，就一点遗产税也收不到。岛内本有大批有钱人和巨额财产，遗产税率最高达50%；但每年收到的遗产税不过200亿元左右，仅占总税收的1.5%左右；被课到高额税款的多半是老实人或者是意外早逝来不及避税的人，因此遗产税已更不见社会公平的作用。

　　然而在全球化经济中，遗产税在争取资金上的副作用却变得更重要。高遗产税使资金外流而低遗产税则可吸引外国资金的作用，使美国、新加坡、香港等许多地方大幅降低甚至取消遗产税，以期吸引更多国际资金来帮助经济发展。但台湾有不少人认为对富人减税就是不公平，因此很少人敢主张降低遗产税。

　　社论认为，其实公平并不该仅指财富在每个人之间更平均的分配，否则共产主义的均贫政策就是最公平的。人道思想的公平，是要让穷人变成较有钱而且有再发展的机会；而仇恨思想的公平则是要有钱人变穷。外国有个故事：某地住着两家人，没羊的人家很嫉妒隔壁人家拥有一只羊。有一天，天神来到穷人家，愿意帮较穷的这家人达成一项愿望；结果这穷人的愿望是，希望隔壁的羊死掉。这就是不理性的仇恨心态，竟然不求自己多几只羊而要别人失去羊。这故事好像有点夸张；但仔细想想，有些人士对遗产税的主张，以及民众在劳资关系方面许多主张和行为，竟颇有神似之处。

　　基于人道思想的公平，是要努力增加穷人的所得和机会，不是要富人的羊死掉。因此降低遗产税若能使更多资金和投资留在岛内而创造更多机会给穷人，即使富人少缴一点税，也不见得是不公平。更何况目前的高税率实际上既然很少课到大富豪，则降税以提高争取国际资金的能力，其实并没减少多少富人的税负，所以也很少增加税负上的不公平。因此该报一直基于国际竞争的观点，而主张降低遗产税。

　　不过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点，在于有吸引力的低税率。台湾目前每人遗产税的免税额已可达1,300万元，而且其中的不动产还是依远低于实价的公告现值来计算；因此穷人已几乎都免税，不太有为帮助穷人而倍增免税额的必要。提高免税额的获利者多为中高所得者，其直接效果反而不公平。而对那些有很多钱的人而言，要不要把钱拿到岛外避税的考虑因素，是那笔钱放在岛内会被课多少税，也就是边际税率的高低。因此提高免税额而不降低税率，并不具有留住更多资金的效果；除了可吸引获利者的选票之外，牺牲了公平和税收，却未提升吸引资金的国际竞争力，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目前两位“总统”候选人都主张提高遗产税的免税额，谢长廷先生同时主张大幅降低税率，而马英九先生则不愿对税率问题表态。基于一系列分析，社论认为降低税率到可以和外国竞争的程度，才符合人道的公平和台湾的利益。因此，社论希望马英九先生仔细思考，不畏惧出于仇视隔壁多一只羊的反对意见，大胆和谢长廷先生一同主张降低遗产税率，使其成为两党共识而得以实现，有效提升台湾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