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台湾《新新闻》刊登题为“李远哲陷在狭隘的本土观之中”文章指出，李远哲轻忽了一项极为重要的个人因素——对于他在2000年所导致的八年来的影响，并没有敏锐的认识，乃至于竟想再做一次期待某个政客的事。 
    

　　李远哲受访的谈话让谢长廷阵营中的人都觉得“意外”，这“意外”二字用得好，那表示，他们没想到李远哲还会再干一回2000年同样的事，他们没想到他居然并没有从那一次的经验中学到教训。

　　自从谢长廷往见李远哲意图寻找支持而碰壁后，谢阵营应该领教到李远哲“不二过”的心情，尽管不免尴尬，倒也不敢再期望他旧戏重演。“意外”，其实是何等深刻地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李远哲的批判：他怎么竟然会这么笨！

　　显然，李远哲自己的智慧不够，他也没找些稍有头脑的人交换意见，而那位访问他的日本记者，更不会(当然也不必)在访谈中与他细细商榷。那就难怪一片骂声了。 

　　文章指出，骂他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会对选举产生多少影响——当一件事情被过度使用的时候，效用自会递减，而递减的速度又与不同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他之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他一直没有进步，使人失望到不行。

　　做为一个具国际高度的知识分子，若想对时势表达具有影响力的看法，内心反复咀嚼的功夫则不可省略。这种所谓“反刍”的功夫就是要训练自己与不同的声音对话，甚至与个人的经验对抗，才可能提炼出获得普遍接受的终极制品。

　　唯其体验到过去的坏，更要将此种深切的体验转换到对今天的企求，不容今天以任何形式重演，亦不容今天产生新的恶。因此所支持与反对的绝不是哪个政权或政客，而是更须认识到如今的新一代是否在明天有着今天所给予他们的痛苦回忆，有如自身过去所经历过的一样。

 　　不幸李远哲的感官处于停滞状态，放大了过去的坏，缩小了今天的恶，未足够地把对过去的不满用之于对今天的要求。并且还轻忽了一项极为重要的个人因素——对于他在2000年所导致的8年来的影响，并没有敏锐的认识，乃至于竟想再做一次期待某个政客的事。

　　他一方面说如今他说的话已没有什么人要听(指他支持谁)，一方面却仍要说——岂不矛盾？一方面既然知道说什么话没人要听，一方面却不设法让自己说的话使人比较爱听——非常不自觉于应该弥补些什么(比如多多少少认个错)。

　　正由于同样的不自觉，他又一次触及了他并不在行的话题，而刚刚好呼应了某个政党的选举语言，越发明显表达了他的政治倾向。

　　文章认为，就算他有权利也有必要表达政治倾向，可是他不周延的谈话完全忽略了，民主的好处是快速地变动不居，选举就是在短短几年里选择谁上谁下的方法，“制衡而分裂”还是“独大而有效”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感受与需要，除了“谁适合代表谈？”这个命题之外，还有一个“谁才能谈得起来？”的命题，以及，台湾社会的民主与监督力已趋多元，早非以往的时代可比等等。

　　对于这些可参考或可讨论的面向，他都用权威式的语言一律规避，落入简单而不细究的个人结论，不啻在为特定当事人的诉求添砖加瓦，这究竟是大学者该做的事，还是沦为政客的助选员？

　　文章感叹，这正是令人伤痛的原因，活生生的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一再证明，他其实深陷于狭隘的本土观之中，却自以为是地老想发挥错误的影响力，直到把自己糟蹋殆尽为止。真是何苦啊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