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6日社论指出，台湾距离一言堂的政治有多远？用解严做标准，至少有廿年之远；以最近的一些政治气氛来看，似乎又开始向一言堂政治走近了！　

　　《中国时报》所做“台湾希望二○○八”专题调查，不过是以《被偷窃的国家》为题，讨论近十年来的重大浪费支出，这样一项公共议题，立即招来“行政院院长”、“秘书长”、“新闻局长”以及“执政党立法委员”冠上是为“特定政党”所为的置入性行销，所展现的不只是不知政治责任为何物的骄狂，也是一种不能容忍批评（尤其是言之有物、踫到痛处的批评）的心态，一言堂政治已呼之欲出。　

　　如果面对批评的时候，执政者是使用事实数据资料为自己的政策辩解，说理的态度其实就是负责的表现；如果只是以攻讦、谩骂、扣帽子乃至其他各种不堪闻问的手法攻击提出批评的媒体或不同意见的提出者，那就已经是为了对付批评而施以攻击，实质上已迈上了一言堂政治之路。

　　社论认为，媒体，尤其是在法律规定“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时代，既不许由政府加以经营，就是在野的声音。在野者可以在不同的议题上支持政府或反对政府，也可以在所有的议题上反对政府，但是大概不会在所有的议题上支持政府。做政治应声虫，那是只有一言堂的政治才会出现的事。期待媒体不该提出批评，也是只有一言堂政治的执政者，才会有的心态。　

　　媒体在野，是第四权，却不是在野党。台当局把所有来自民间的批评都看成在野政党的势力范围，如果不是极度虚心，就是有意的栽赃。这两种极端，都是酝酿一言堂政治的温床。其实，将所有在野的声音都扣上“在野党”同路人的帽子，是一种愚蠢的污蔑行为，无异承认一想到在野党就会感到草木皆兵的惊恐；更严重的，则是把不是执政者同路人，都看成敌人加以对待的深层焦虑，以及动用手中权力修理异己的冲动。这可能都是一言堂政治的前奏。　

　　社论指出，谁是发明置入性行销来掌握媒体时段、版面、走向的始作俑者？不就是现在的执政者吗？听听他们指责批评媒体是在野党置入性行销的口气，那是不是一种我会作贼别人当然也在作贼的心理反映？那是不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那是不是一种欲加之罪的莫须有？那是不是一种使用缺乏证据的怀疑来诬陷定罪的蛮横？哪一样，不是一言堂政治的路标？　

　　于此同时，竟然在媒体面前，搬演对付呼喊“施明德万岁”口号的“假想敌”。这究竟是谁在执政？难道是“美丽岛”事件前夕吗？施明德是一位公民，当局文职武职人员都是“公仆”，将一位公民当做执行公权力的假想敌，是公仆可以做的事吗？“假想敌”的假想行为是什么呢？呼喊口号而已，却要以“国家安全”为由，加以强制架走，动用军队，强力压制，执政者所不同意的语言（不过就是“施明德万岁”），赤裸裸地以“国家安全”为名对付言论自由，这真是再明白不过的自我招认了！这与一言堂政治难道还不够接近吗？　

　　别以为执政者不知道他们是在压制言论自由。“国安局长”在“立法院”答覆质询，就明白说出为了“元首”安全，必须要对言论自由采取断然处置的言论。军方所展现的标准则是“施明德万岁”的口号是会威胁“元首”安全的。台湾不是缅甸，施明德不是昂山素姬，陈水扁不是布什，也没有。可是，再这样无限上纲的耍弄下去，台湾会不会变成缅甸？本·拉登虽还不知道在哪里，台湾似乎已不缺乏借此信意用兵反恐的执政者？　

　　社论质疑，脑海中充满假想敌的执政者，会不会走上一言堂政治的旧路？这是珍惜台湾民主得之不易的有识之士，都该问一声的问题。正确答案不知道在哪里；多么希望，那群曾经怀着民主理想，跃上政治舞台之后的执政者，能够用他们当年在野时的热诚声音回答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