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台湾网5月10日讯    他的一生经历，都在他于古稀之年写出的《大时代的见证：万里孤鸿》一书中得以印证。台湾大学前校长、李瞻先生的同乡好友孙震教授评论此书说，这本自传性质的书，以平实的文字，述说他不平凡的一生。虽然环境艰险，但他勤勉好学、奋发向上的心志从来没有动摇；虽然世道险恶，但他诚恳忠厚、非分不取、乐于助人的做人做事原则从来没有改变。

   　 人物档案：人物--李瞻，籍贯--山东寿光，现住址--台湾，职业--新闻教育家。

　　４月２６日下午３时，山东大学文史楼前走来了一位老人，他须眉苍苍，但却面色红润，步履稳健。见到记者，他笑逐颜开，伸出双手，热情地握手，用浓重的山东口音问好，眉目之间一片慈祥和气，丝毫不带大家作派。

　　然而，他却是真正的“大家”。他是蜚声海内外的新闻教育家，原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所所长；曾任台湾“教育部”、“新闻局”顾问，台湾中正文化中心评议委员，金钟奖、金马奖与金鼎奖评审委员；１９８２年他向蒋经国建议开放大陆探亲，举行两岸政治谈判，后被当局逐步采纳实行；１９９７年获美国传记文学研究院国际传播学术成就金牌奖，１９９８年名列世界名人录；著有《世界新闻史》、《比较新闻学》等几十部专著，近年来，又笔耕不辍，连续编写并出版了《山东人在台湾》、《大时代的见证：万里孤鸿》、《台湾危机》等书。

　　他就是李瞻，山东寿光人，１９４９年到台湾。现任“中华学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吉星福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所谓“乡音难改”，难改的是山东秉性

　　初见李瞻先生，很多人都惊讶于他那一口标准的山东腔，离乡近７０年，然而却“乡音未改”，殊为难得。

　　李先生却不以为然，“乡音中包含的是情分，是感念，走到哪里都忘不了自己的根，都记得自己是山东人，所谓‘乡音难改’难改的就是故乡人的秉性。”李先生用略显缓慢的语调，一字一顿地强调。

　　李先生生于１９２６年，恰逢乱世，１４岁离乡，随远征军参加抗日，其间颠沛流离，尝尽流亡之苦。“那时一天只吃两顿饭，一顿上午９点，一顿下午３点，吃的是‘八宝饭’，就是混杂着沙子、虫子等杂物的米饭，不敢嚼，放到嘴里就咽。”李先生说，即使这样的饭也不过一人一平碗，一旦盛多了还要用铲子从上面抹平了，然后才给你。所以，他每次在给年轻人作报告时，都会忆苦思甜似的提起这事，并中肯地说，现在的年轻一代是最有福气的一代人，生在和平盛世，可以好好学习，安心读书。每逢说这话，都掩饰不住他的羡慕之情。由于少时历经战乱，李先生小学辗转读了６所学校，初中读了５所，高中也没毕业，“那时，想找张安静的书桌都难啊！”

　　战时虽苦，但李先生却说，那时他与战友们却有同仇敌忾、拼死杀敌的决心。“目睹家国被日本人凌辱，那时心里真是冒着一股火，一上战场就抱着必死的决心。”这，也许就是山东人骨子里那股勇于担当、爱国爱家的精神吧。

　　也是在这种精神的作用下，李先生１８岁正式从军，２０岁就任连长，后来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校。退役后，他又在辗转漂泊中，坚持学习，大量积累，成为了台湾新闻界的泰斗。

　　他的一生经历，都在他于古稀之年写出的《大时代的见证：万里孤鸿》一书中得以印证。台湾大学校长、李瞻先生的同乡好友孙震教授评论此书说，这本自传性质的书，以平实的文字，述说他不平凡的一生。虽然环境艰险，但他勤勉好学、奋发向上的心志从来没有动摇；虽然世道险恶，但他诚恳忠厚、非分不取、乐于助人的做人做事原则从来没有改变。

　　对于这个评论，李先生说，这都是作为一个山东人应该具有的特质，不但他，包括孙震教授，还有台湾无数的山东人，他们之所以在各行各业内做出了突出成就，其成功根源也在于此。

　　“所以，要说感谢，首先得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感谢这一方土地赋予我的这些秉性。”李先生说，他愿意永远保持这些秉性，终生不改，“就像我的山东口音一样，这都已经成为抹不掉的烙印了，走到哪里都带着。”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李霄在读过《大时代的见证：万里孤鸿》后告诉记者，李先生现已功成名就，家庭和睦幸福，但仍以“万里孤鸿”自喻，其中蕴含的家国之情让人震撼。这里面包含着他对家乡亲人、对故土的深深眷恋，更有对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悲痛反思，对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两岸和平统一的渴望。　

   　 倾尽所能回馈乡梓，所欠唯有父母

　　李先生虽然１９４９年就随孙立人将军赴台湾，但人在异土，思乡念家之情须臾未断。“想家时，就只能到处找来大陆的报纸看。”李先生说，从１９５０年开始，他就坚持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尽量多了解一些大陆的信息。“那时能从报纸上看到一点关于山东的新闻，就激动得睡不着觉。”

　　１９８２年，年龄愈增，思乡愈切，又加上目睹不少背井离乡的大陆人尝尽与亲人离散之苦，他终于忍不住向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提出建议，要求开放两岸探亲。之后，在艰险的政治环境中，他不顾自身危险，不断提及此事，督促台湾当局作出决议。终于，在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蒋经国决定撤除禁令，准许岛上民众自当年１１月２日起申请返回大陆探亲。

　　得知消息后，李先生虽然兴奋，但却苦于无法脱身。熬过两年后，他迫不及待地返回大陆。当时，他父母已逝，弟弟及家人都下放到黑龙江北大荒。等他赶到黑龙江农场，见到弟弟时，失散４０多年的亲人抱头痛哭。“我离开家时，四弟才四五岁，小弟还没出生，一晃突然成了须发斑白的老人了，唉！”李先生想起那一幕，叹息不止。

　　身为哥哥，却没有机会照顾弟弟及家人，他十分歉疚。之后３年内，他多方奔波，几经曲折后，终于把一家３０多口人从北大荒迁回了寿光老家。李先生说，让家人回到家，他即使漂泊在外，心里也有些安慰了。

　　家乡有了亲人后，李先生回山东就更频繁了，尤其是近些年来，基本一年要回来两次，一是看望故乡亲人，二是参加学术活动，推动两岸学术交流。“只要大陆有请的，我就来，山东就更不用说了，自己家里人，即使不请也要回的。”李先生这次回乡，是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邀请来的。本来考虑到李先生年事已高，有些顾虑，但没想到李先生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接着就购买机票，辗转２０几个小时回来了。这让杜教授非常感动，屡屡提起。

　　另外，李先生还担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并多次访问山东大学。自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３年，他向大陆的２５所高校共计捐赠各种新版图书８５５３册，并以他与夫人文英女士的名义在家乡院校设立了奖学金。

　　然而，父母的早逝却让李先生一直难以释怀。他常说，此生对事业、对家庭，对社会、对乡土都付出了努力，可以无憾了，唯有对父母没有尽到为人子的责任，没有在身边侍奉二老，这是他终生的遗憾和内疚。说此话时，他语气沉痛，眼眶都湿润了。

  　  山东人的一诺千金和感恩之心

　　上世纪９０年代，台湾当地人极力排挤大陆前去的所谓外省人，说他们白白地吃吃喝喝，却没有什么贡献。李先生非常气恼，但多年从事新闻教育的他深知，要说服对方，必须有事实证据。从哪里找事实来对抗这种歧视呢？李先生寝食不思地想了很久，终于，他决定编一部书，书的内容就是介绍在台湾的山东人的事迹。

　　“当时，据我所知，已经有不少山东人跻身台湾各行业的精英阶层，而山东人往往不懂得自我推销，他们所做出的业绩，很多人并不知情。”

　　决心一下，李先生便四处奔波，忙了起来。在台的山东人分布在各行各业，遍布台湾２５个县市，尽管有山东同乡会，但却没有固定的组织者。怎么收集资料成了最大的问题。几番周折后，他终于想出高招，让台湾各行业内的山东籍高层管理者分头来做这个工作，他除了负责自己所属领域内的山东人，还负责协调各部分的编写。

　　８年后，这部１７册书的巨著终于问世了。李先生笑了，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笑容之一。

　　但编写的过程却充满艰辛。初稿６００多万字，李先生认真地看了４遍，以至于眼睛视力从１．０降到０．８。而期间，常年不生病的李先生生了三场大病。他开玩笑说，当时四处流亡时，一天吃两顿饭都不生病。战争时，唯一一次患了肺病，结果连吃了几天的大蒜竟然也不治而愈。但编书时，大蒜也不起作用了。

　　曾编写过几十部专著的李先生这次感觉到了超乎寻常的压力，“其实也没人给我压力，纯粹是我自己加压，感觉自己承诺了，要是办不好就失信了。”李先生一向赞誉山东人的一诺千金，在给山东人立传时，更丝毫不敢懈怠。

　　说起山东人的一诺千金，李先生多次提起书里的一个故事。青岛人宗仁卿１９４６年到台湾，颇有先见之明的他承包了大片土地，开办工厂，不几年已经很有成就。当时，台南帮一位叫吴遵贤的找到他，要借２４００万台币应急，怕宗仁卿不相信他，表示可以写借条，以作凭证。但宗仁卿却拿过借条一下撕掉，二话没说，马上拿出钱，让其拿走，他说，我们山东人重诚信，一诺千金，不需要这个。吴遵贤十分感动，准时拿钱来还，但宗仁卿却说，这钱当时是说给他的，不必还了。

　　这部书出版后，宗仁卿的后人看到这件事，给李先生打电话询问，怎么连他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反倒李先生知道了。李先生回答说，他是从吴遵贤的传记资料中看到的。宗氏后人十分感动，从此每年都定期捐钱给李先生负责的基金会，以示感激。

　　“这就是感恩，咱山东人最知道感恩，人心换人心，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他说，一生之中，多次得人提携帮助，这些他都铭记在心，并时刻想着如何报恩。

　　“刚去台湾时，穷困潦倒，我们几个同乡去拜访当时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先生看我们衣着褴褛，马上拉着我们去吃饭，然后又劝我们先搞好学业，然后再图打算。”提及此，李先生满怀深情，“傅先生那种厚道、那种诚恳、那种乐于助人，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在４月２６日的讲座结束后，一位学生走上前，对李先生说，他去年去过台湾，当时李先生接待过他，这次他是特意赶来看望李先生的。李先生拉着他的手，马上回忆起来，“哦，你后来还给我寄过感谢卡呢，真不错！”他边说边竖起大拇指，赞扬这位学生知道感恩，素质很高。

　　这位学生去年跟几位同学去台湾学习，孙震校长和李先生请他们吃饭。午饭后，李先生陪同他们到地铁站，还怕他们不认路，一直送了好几站。

　　回到家乡，就成了山东的孩子

　　此次回乡，李先生同时也要为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与家乡寿光牵线搭桥，完成报答乡里的愿望。他说，一回来就是这片土地的孩子了，为故土做点事，心里踏实。

　　４月２４日，他与夫人文英女士一同来到寿光菜博会，看到满眼或碧绿或红艳艳的蔬菜，听到熟悉的乡音，两人高兴得跟孩子一样。“看到家乡的蔬菜这么出名，自己心里当然高兴！”李先生同时也看到了目前蔬菜生产的科技含量低，单纯靠卖菜，价格上不去。“如果能融合现代科技力量，那么蔬菜的价值可能就得以提升了。”于是，从５年前，他就联系了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为寿光蔬菜生产牵线搭桥，成立山东塞维绿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把蔬菜晾干，磨成粉，然后添加各种有益肠道的益生菌类，这样，做出来的蔬菜胶囊价值就高了。”他边说边比划，兴致勃勃地给记者介绍。这次，他回乡又带回了美国生物科技方面的专家，进一步给公司提供科技支持。

　　“每次回来，都能看到这个公司的发展，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长一样开心。”李先生语气里透着自豪。

　　李先生的确也把自己当成了“孩子”。见到李先生时，他亲切地问起记者的毕业学校，当得知是复旦大学时，他立即拿起胸前佩戴的领带，说：“你和甘教授是校友，为了见你们，我特意戴上复旦的领带了。”甘教授是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２０００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先生发现一下子见到两个复旦人，拿着领带，狡黠地、孩子气地笑了。

　　演讲完毕，甘院长要付给他演讲费时，李先生拒绝了。“我这是回家作个报告，收钱那成什么事了？回大陆作过这么多次报告，我一概不收钱。”非但不收费，对于这次受到邀请，他一再表示感谢，他的感谢很“山东”，每次都是凝视对方，双手握拳，在胸前合抱几下。（齐鲁晚报记者 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