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人迁台，由来已久。目前已发现的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迁居台湾的泉州人，是泉州内地德化县星坊南市苏氏和上涌赖氏的族人。据《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序》云：“（苏氏一族）分于仙游南门、兴化涵头、泉州、晋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龙溪、台湾，散居各处”。这篇序文系苏氏七世祖苏钦写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序文既写于南宋初，则苏氏族人散居台湾，至少可以上推到北宋末年。赖氏则繁衍了现今台湾彰化县院务三佳村的赖氏乡族。迄至元代，泉州海外交通发达，加上澎湖设巡检司，隶属泉州路晋江县，泉人移台者日渐增多，然而，直至明末第一次移民高潮到来之前，这种迁徙如终是无组织的个别行动。泉州大量移民台湾是在十七世纪以后，明末郑芝龙据台时期、清初郑成功复台以后的郑氏政权时期和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的康、雍、乾、嘉时期，被史学界称为三次移民高潮。

    泉人由零星的个别迁台变为有组织的大批移民台湾，原因何在？分析起来，其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山海有余而耕地不足，无法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孕育了必然要面向海洋另谋生路的内在因素。

    泉州自西晋末晋人衣冠南渡，沿江而居，历经东晋、南朝、隋、唐和五代六百多年的积极开发，境内的主要地区，大致在此期间先后拓垦，州县亦随着拓垦地区的扩张而不断增置。唐元和年间（806～820年），泉州户数35571户，人口23.8万余人。户数是二百年前的近三倍，人口增加了近十一倍。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泉州“割所属莆田、仙游别为兴化军，长泰归漳州”，地域缩小了，人口急剧上升的趋势却依然如故。到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泉州有25万户，人口130余万，州城人口约20万。一方面是人口猛增，另一方面是土地开发达到饱和状态，于是呈现出了耕地严重短缺的现象。宋惠安谢履诗云：“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反映出当时泉州在陆地发展中面临的困境。这使泉州人不能不利用“州南有海浩无穷”的条件，采取“每岁造船通夷域”的方式，以发展海外贸易来增加收入以缓解人与地紧张关系。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所说的：“当明之世，漳泉地狭，民去其乡以拓植南洋，而至台湾者亦夥。”

    二、频频不断的天灾人祸，在泉人适台进程中，起了变零乱个别行动为有组织成批迁移的催化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泉州的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六县，在明清两代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26起。截取与泉州人三次移民高潮的相应时间，即从明崇祯四年（1631年）至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185年中，发生天灾93次，其中全府性（包括占半数县以上）的大灾害达41次。水灾、旱灾、地震、台风、瘟疫等，使得乡村个体农民，没有招架之力和喘息之机。以其坐以待毙，不如弃走求生。于是，当明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以“人给银二两，三人给牛一头”，招集沿海灾区饥民往台开垦时，“一时聚众，达数万人”。

    清兵入关，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弃文就武，立志反清复明，一场长达15年的抗清战争，在以泉州大地为中心的闽南沿海展开。拉锯战的结果，是生灵涂炭，百姓遭殃。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为禁绝沿海人民对郑成功的支援，实施了野蛮的“迁界”政策。泉州是迁界重点，劫难空前，沿海四县被划为“弃土”的良田达54.7万亩，占福建省“弃土全部”的四分之一。战乱和迁界导致大批的部队和难民东渡台湾，形成了泉州第二次移民台湾的高潮。自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降清，台湾的人口约增加了12万至15万，其中大部分是泉州籍的郑成功子弟兵和泉州沿海居民。

    三、港湾密布的自然条件和发达的造船、航海业，使泉州人视海洋如坦途，朝发夕至地东渡台湾，较之他籍尤为容易。

    以海为生的泉州沿海居民，自古练旅游活动非凡的驾驶海洋的本领。宋元时期，泉州号称“东方第一大港”，与亚、非、欧洲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通贸易往来。泉州的造船业也以载重量大、吃水深、性能好、抗风力强而著称于世，开出了一条万里之遥的海上丝绸之路。相比之下，仅一水之隔的台湾岛，朝发夕至，显然不在话下。

    明清时期，泉州人东渡台湾，沿海台县可从不同的港湾启程。起点港口有：府城的后渚（刺桐）、蟳埔、东石、乌屿，晋江的蚶江、石湖、祥芝、永宁、深沪、福全、围头、东石、安海，南安的石井，惠安的崇武、秀涂、大岞、小岞、峰尾、獭窟、辋川、白崎、黄奇，同安的刘五店、澳头、浯屿和厦门港等港口。由于泉州海岸线与台湾两部海岸线几为平行，距离最近，从上述各港口启程，快则八更，慢则两昼夜，即可抵达台湾的基隆、淡水、红毛、梧栖、鹿港、笨港、布袋、鹿耳门、安平、打狗等港口。 四、“泉州人个个猛”的天性，加之台湾移民史上的重要角色多为泉州人，在心理因素上不啻是一针强心剂。进取精神和信赖心理的结合，体现在行动上的一呼百诺，浩浩东渡。

    为了谋生，或为了追求更丰厚的利润，历代泉州先民，甘冒九死一生之风险，远涉重洋，浪迹天涯海角。台湾距离既近，荒地极多，且环境相似，气候相宜；特别是清康熙后台湾已处在一个统一政权的统治之下，已经过数十年的开拓垦殖，不再像移民初期那样有“人到辄病，病即死”的威胁。所有这些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当故土谋生艰难之时，当乡亲东渡台湾垦荒为田时，泉州人纷纷成群结队相率而往台湾。他们“毕路蓝缕，以启山林”，于荆棘丛莽中辟出新天地。其业绩又鼓舞了更多不甘落后的泉州人浩浩东渡。在移民高潮的冲击下，清廷严禁偷渡往台的政策数紧数驰，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