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李兆基、郭鹤年，他们是亚洲经济繁荣的领军人物，是亚洲从二战后的贫困走向今天全球经济发动机这一转变过程中崛起的亿万富翁。在公众的瞩目下，这些亚洲巨富们三天两头地凭借惊人的个人财富或并购交易登上知名媒体的头条，与此同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摆在人们面前：他们不再年轻了，大部分都超过了古稀之年。今日的亚洲巨富总要将手里的权杖交给后辈，但是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经历，这种承接能成功吗？
性格叛逆的豪门之子
“富不过三代”，这句话会应验吗？这不仅在考验着耄耋之年的富豪们，而且也在考验着他们年轻的儿子。
香港巨富李嘉诚和李兆基都已经年近80，马来西亚最富有的人郭鹤年今年已经83岁，而澳门赌王何鸿燊比郭鹤年还大2岁。台湾“塑胶大王”王永庆则是最近福布斯富豪榜上年纪最大的亚洲富豪，明年1月他将迎来自己的91岁大寿。那些在二战末期时还是青少年的企业家现在都已经75到80岁高龄了。那么，他们所建立掌控的贸易、地产和制造业王国会比他们更加长寿吗？有一句中国谚语说：“富不过三代。”这句话会应验吗？
这种预言不仅在考验着耄耋之年的富豪们，而且也在考验着他们年轻的儿子。作为一个衔着银匙出生的豪门之子，可能会令很多人艳羡不已，但是很多人也由于活在父亲的阴影中而惴惴不安。
比如，香港巨富李嘉诚之子李泽楷就一直处于与父亲的“明争暗斗”之中。生性叛逆的李泽楷十几岁去美国读书，宁可打工也不愿用父亲给的生活费；长大成人后更是独立创业，成立电讯盈科，正式与家族产业分道扬镳。在2000年，他曾以285亿收购大东电报局，他也被媒体誉为“神童”或者“小超人”，但是3年之内网络泡沫的破灭使电讯盈科失去了96%的市值，到最后仍然是李嘉诚出钱收购。
迷惘的家族第二代
许多家族企业的第二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做一个守业者保持家族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统治地位呢，还是冒着更大的风险走向国际化？在贫苦中创业成功的父亲，提供给儿子们的国外MBA课程，真的有用吗？
父辈成功打得天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对孤立的经济，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在父辈创业的时代，由于他大权独揽决定一切，因此他可以无视市场的趋势，作出极端的长期赌注，并且在任何有必要的时候大胆决策。但是同样是这些父辈，却把他们的后辈送到世界上最顶尖的学府去学习MBA课程，在那里，他们学到的最出色的管理实践经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和纽约股票交易所法则，这些知识为他们提供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后辈们接受的教育彻底颠覆了家族企业模式存在的理由。家族企业研究专家沃德说：“如果每个人都只遵守哈佛商业学院和国际咨询巨头麦肯锡的准则，那么就不会有人真正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了。”由于接受国际化教育的结果，家族企业的第二代很可能永远都无法掌握父辈的灵活政治手腕以及庞杂的本地关系网。另一名家族企业研究学者乔·斯塔德维尔说：“父辈与当地政客们生活在一起，在一起读书。你不可能通过去哈佛读书获得这些。”
家族企业时代逐渐远去
美国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曾经比喻说，家族企业的传承就像是“选择2000年奥运游泳冠军的儿子去赢取2020年奥运冠军”，这是一种成功几率很小的尝试。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的家族企业模式更为普遍。2004年，《金融亚洲》杂志曾分析过，亚洲100家最大的上市企业中，有40家都掌握在家族手中。很多亚洲巨富把保持对家族企业的控制视为首要任务，通过关联企业间接交叉持股就是手段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家族企业的专家伊什提亚克·马赫穆德说：“他们想要保持家族控制，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别人的钱，他们可以在只拥有不到5%到10%的股份时控制全局。”然而，韩国的企业交叉持股在上世纪90年代导致了许多负债累累的财团崩溃。日本企业的紧密交叉持股网则使得很多日本企业丧失了竞争力。
家族企业内在的风险包括继承争议、裙带关系、同胞争权以及由于继承人众多而导致的所有权稀释。而外部的因素也在为家族企业带来重重压力，例如，国内市场逐渐开放，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小股东对上市公司发出有力呼吁，要求更好的公司治理和透明度。
这样的挑战从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就开始展现，随着亚洲家族企业的奠基人们逐渐隐退，挑战也变得日益艰巨。沃德说：“在所有的社会，一个家族企业历史上最脆弱的时期就是我们所指的后辈同胞合伙经营那一代，也就是兄弟姐妹共同拥有和经营这个企业。”
在欧洲和美国，大多数企业家族最终放弃了对先辈创立的企业王国的直接控制。正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那些曾经的家族企业，如福特、通用等，在20世纪迅速崛起，迈入了世界最大跨国企业的行列。美国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曾经比喻说，家族企业的传承就像是“选择2000年奥运游泳冠军的儿子去赢取2020年奥运冠军”，这是一种成功几率很小的尝试。在21世纪，亚洲企业大亨们的王国似乎也很难逃脱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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