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说，《经济日报》曾指出物价问题不在整体在局部，每人感受都不同。又如政权轮替七年来平均每年经济成长3.8%，但600万受雇员工平均薪资每年仅增加1.1%，扣除物价上涨后的实质薪资，仅增加0.3%，几呈停滞。这600万受雇员工及其家庭超过1,500万人，完全没有感受到经济有3.8%的成长。所得分配短期间整体虽有改善，如拉长时间或深入从个别或部门看，是否也是恶化相当严重，值得进一步探讨。

    据“主计处”统计结果，高低所得差距在不计当局社会福利津贴与租税政策前是7.45倍，不仅与前年相同未有改善，且较前三年更形恶化。不过在加计当局补助及租税后，已有改善；显然社会福利津贴及租税政策，已产生所得重分配效果。但为此当局每年社会福利支出高达2,500亿元，在财政赤字下，多赖举债支撑，留给后代子孙负担，不仅不公平，以后何以为继？而且租税作用只使所得差距缩小0.15倍，极其微小，且与政权轮替前相同没有提升；显然近年来盲目的租税减免，多为高所得者享受，破坏累进税率应有的所得重分配作用，执政当局能不省思。
 
    社论指出，虽然去年全体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较前年增加2.07%，而且最低所得组增加率高于最高组，才使所得差距缩小。但如把时间拉长，政权轮替以来，全体家庭平均每户所得，七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６）来才增加2.7%，与政权轮替前七年（１９９３~１９９９）每户所得增加39%比较，不及其十分之一；而且最低所得组每户所得，２００６年较１９９９年减少4%，最高所得组则增加4.8%；因此，高低所得差距，自１９９９年的5.5倍，２００６年上升到6.01倍，七年来贫富差距显着恶化。

    更严重的是，最低所得组由于所得减少，为维持必要的生活消费，在近七年中，有三年入不敷出，储蓄变为负数，不是动用过去储蓄，即是借债度日。另四年虽有储蓄，亦微乎其微，去年每户储蓄仅183元；而最高所得组七年来每户储蓄，每年都维持在60万元以上。由于高低所得组每年产生的储蓄，差距过于悬殊，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已造成未来贫富差距更为恶化的基因。

    进一步观察发现，２００６年与１９９９年比较，最低所得组每户可支配所得负成长、最高所得组所得正成长的最大原因，在于可支配所得中，居于最重要地位的实质所得，最低所得组大幅萎缩24.2%，最高所得组还能有2.8%成长。因此最高、最低的所得组实质所得的差距，自１９９９年的9.1倍，95年扩大到12.3%，是２００６年可支配所得差距的两倍，可见恶化程度的严重。

    所谓实质所得，包括受雇人员报酬、产业主所得及财产所得，在最低所得组此三种收入２００６年较１９９９年均呈两位数大幅萎缩；但在最高所得组除财产所得亦呈两位数萎缩外，受雇人员报酬及产业主所得，则分别成长5.3%与4.1%。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社论分析认为，可归纳为下列原因：（1）是近七年来全体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成长太慢，平均每年仅0.4%，与前七年每年成长4.8%，不可同日而语；（2）最低所得组人口老化快速，就业人口随之大幅下降；（3）M型社会的形成，企业走向大者恒大、小者恒小，不仅企业主所得两极化，每人薪资水平亦朝两极化发展；（4）财产所得最低、最高所得组均呈两位数下降，与利率降至谷底及股市下滑有关；惟最低所得组财产所得萎缩40.8%，几是最高所得组萎缩21.6%的两倍，此与前述最低所得组七年来储蓄几等于零及整体所得成长太慢有关。

　  总之，执政当局若能重视经济，将每年经济成长率自3.8%，提高到与亚洲其它三小龙5%以上看齐，减免税不要太滥，要公平合理，使累进税率发挥应有所得重分配作用，再有适当的产业与就业政策，不需要全赖社会福利救济，相信所得差距不致恶化，甚至改善，亦是可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