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中向任何一个打工仔、小摊贩、搬运工模样的人问路，都能准确指出富士康的方向，其间随时会有穿着“富士康科技”标识制服的人跳出来，问你“去富士康哪个门？直走是西门，南门还要拐右。”

　　是的，这里就是富士康科技集团，全球最大的代工巨头，中国大陆出口冠军。从1988年10月在这个还是荒芜之地打下第一个桩开始，它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代工企业的存在。在深圳，它是一个地标，是一个集聚了几十万人工作和生活的城中城，也是许多城市招商队伍排队叩门的首选之地。

　　现在，这个年产值450亿美金的全球代工巨头，正加速了它向中国大陆其它城市的迁徙——龙华镇的命运，会复制到更多中国沿海，乃至内陆城市中吗？

　　富士康的劳工门事件没有影响它从这里出发，如今他已经在全国十三个城市布局。就业、税收、GDP，以至一个城市的招商环境，它每到一处，即会掀起相关联想。

　　本报记者兵分四路，通过对广东、浙江、江苏、湖北等富士康布局之地进行调查，也从中独家获得了每一个城市的招商秘笈：他们甚至为了探知富士康哪怕一点的投资新动向，即不惜花费人力财力，进行反复游说。

　　2008年4月，一向低调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由其负责经营的核心管理层富士康商务长李金明向本报记者首次解密这个代工巨头的转型和城市迁徙密码。

　　转型与迁移

　　《21世纪》：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富士康深圳总部园区转型后，在未来将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比如什么时间，到达何种生产、研发、人员规模的比例？

　　李金明：这很难定性地把时间表排出来。我们希望3-5年内能够做起来，达到我们的期望，比如说这个园区现在是20多万人，我们希望它的人数未来最多是在10-15万之间。

　　《21世纪》：深圳是富士康进驻中国的第一站，目前仍然是富士康在大陆的总部所在地。未来它转型的思路是什么？

　　李金明：从李鸿忠到深圳出任书记开始，他一直在讲深圳土地等资源的“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的难以为继)，我们集团在深圳这边的发展，怎么样跟市里面大的形势统一起来？这就得进行职能转换，厂房可能都会有部分拆掉，生产转移到其它地区。将来这边定位可能会做不少的研发，加以小量生产。

　　《21世纪》：富士康在大陆有60多万员工，其中约一半在深圳，加上厂房、设备，总的盘子很大，要让这么庞大的机体进行转型和迁移，是否存在难度？

　　李金明：需要一些时间的。我们要搬去哪个地方？第一，要先跟客户谈，客户也怕，我们客户说你搬到那个地方去以后，会把我搞死，你不要去，他必须要看当地整体的配套环境这些东西，在和客户取得一些共识之后才能一步步搬过去建起来；第二，这中间怎么样把这些管理骨干、技术骨干有序地逐步地迁移？也是个问题。在这些搬迁中，烟台就做得很大了。

　　《21世纪》：以烟台为例的话，富士康迁移主要是考虑哪些客户及产品？

　　李金明：主要是日韩客户的产品，它那边离韩国、日本很近，有地缘优势。我们投资每个地方的时候都会考虑，我去那边做什么，那些地方有些什么优势。

　　《21世纪》：富士康在大陆选择新的落点迁移的时候，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李金明：生产要素。人力成本需要考虑，没错，但这都还不是最重要的。人力的话在内陆更便宜，但其它的产业链没形成，其他成本远远高过人力成本。所以首先要考虑到那边的整体环境，交通、人力的素质，生产资源等。

　　《21世纪》：土地、财税方面的优惠，也一直是一些城市招商引资的一个法宝。富士康在这些方面是如何考虑优惠政策？

　　李金明：多多少少会考虑，说实话，像国内这些大型企业，当地政府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都愿意给予最大的政策上面的支持，这是很自然的，比如华为、中兴，对我们也一样。但是给你土地但没有产出，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