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二连三发生福布斯富豪落马事件，这些富豪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如何呢？最近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富豪群体难为青年人榜样，近七成青年受访者认为中国富豪品质差。

　　我更喜欢把“中国富豪”称呼为“中国新富阶层”，他们幸运地在经济转型期横空出世，其中一些人伴随着社会财富规范的懵懂、财产权法律保障的缺位。中央党校的韩庆祥教授日前在一次主题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理论研讨会上，痛斥了山西煤炭富豪的挥霍浪费行为。

　　我们中的很多人喜欢语重心长地教训新富阶层们说——美国股神巴菲特如何计划把自己所持股票的85%捐赠给5家基金会、370亿美元捐款如何成为迄今为止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一笔善款。

　　但我们绝口不提有来自美国捐赠机构的统计：大约70%-80%的美国人每年至少会给一个慈善机构捐款。富人，先是一个社会人，然后才有财富属性之身份，抛开社会道德氛围与社会责任水平去苛责新富阶层之“善”，最坏的结果是妖魔化了财富资本、陷入“同步贫穷”的皆大欢喜。

　　财富品格不是天生的。1930年代之前，西方企业强调的唯一目标就是“最大利润”，而1930年代至1960年代则倡导企业经理人的责任“也要对顾客、员工、供货商、债权人及所在社区有所承诺”； 1960年代后，则更多主张“企业应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回馈社会”。现在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养成新富阶层的道德与责任？

　　有句名言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暴发户到贵族的距离，就是我们的新富阶层到兑现道德责任的距离。新富阶层之“新”，恰恰在于其要努力学着去“成为一个富人”。“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新富阶层的“恒心”是要培养、要学习的。

　　新富阶层道德沦陷的背后是我们在赐予其财富机遇的时候没有给其上好财富品质的社会课。拯救中国新富阶层的道德忧伤与责任迷茫，“打骂”的结果怕是要“逆反”的，关键还是要调整我们的价值期许：一者，还原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公民标准”，而非“富豪标准”，扎实从每个公民做起；二者，健全新富阶层的法治环境，杜绝“财富特权”；三者，加强正面引导，构建和谐财富氛围、建立健全财富回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