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故事，说的是不同民族背景的人们住在同一幢公寓里，有一天大楼失火了，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法国人见状，不顾一切跑进去把他情人抱出来；犹太人看了，他发疯似地跑进去抢救钱袋子；而中国人见状，首先把他老母亲背出来。
中国人十分注重家庭与宗族观念，从这个故事中可见一斑。费孝通曾讲过，中国传统社会关系“譬如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激起圈圈涟漪，离落水点最近的那一圈就是血缘关系，其次的一圈就是姻缘关系，再下面就是地缘关系等等不断扩大散播开来。”家族在中国人观念里，不光是血缘团体，更是一个经济团体。在一个大家族里，哪家要娶媳妇或者盖房子，需要一笔很大开支，就会向家族里其他亲戚借钱，他的亲戚也觉得应该尽最大可能借钱给他———但这样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等到我盖房结婚时，他也得借钱给我。家族里面亲戚互相借钱同时也能保证偿还，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地方需相互依靠。因此，家庭宗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资本市场。家族内部这种融资关系是通过人格化的“隐性金融契约”来实现。但契约的执行机制并不是靠法官和警察，而是靠文化的约束。
但我们知道，这种内部资本市场再大，还是十分有限的。如果你要筹措的资金超过了整个家族（及有限的人际关系）所能承受的范围，就变得无能为力。另外，家族内部的这种“隐性金融契约”是否保证一定能执行，也存在很大疑问，夫妻反目，兄弟成仇之类的事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少见。这就需要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它以全社会的信用为基础，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甚至超越国界）实现风险分摊和资源配置。在这样一个市场，仅靠传统文化以及宗族内部的隐性担保来实现是不可能的，它需要“非人格化”的交易来实现。
这种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生长于西方新教伦理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土壤。与传统东方社会注重家庭与宗族的文化不同，西方社会是一个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在那里，人们崇尚的是“自我实现”的价值观，这与古代中国人强调绝对服从的权威主义文化截然相反。在中国的传统语境里，往往把自己的地位放在最低的位置，比如称自己叫“鄙人”或“在下”，称自己老婆为“贱内”或“拙荆”，称自己的论著叫“拙著”或“拙文”。西方却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最能体现这种特殊文化的就是一个英文单词I———我，它永远是大写的，永远是No1（和阿拉伯数字1正好一样）。无论是父子还是君臣之间，虽然有着长幼尊卑之别，但人格上始终是一种平等关系，这是交易行为得以不断扩展的首要前提。所以当1602年荷兰发行世界上最早的股票时，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社会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上至西班牙国王，下至贩夫走卒，只要持有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他们的权利义务都是平等的。而那时荷兰还仅仅是西班牙的附属国。而中国皇权专制社会里，动不动就是巧取豪夺甚至抄家灭门。对此，世代浸淫于至上而下权威主义文化的中国人早已习以为常。
另外，由于以基督教教义为核心的强有力的道德约束，使西方社会新教中各教派信徒一般都有着诚实可靠的品质，而这恰恰是现代信用关系得以不断扩展的另一个前提。“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有了这个前提，资本主义信贷关系才有可能，从而大规模工业生产才能实现。
对我国而言，银行、资本市场这些现代的金融工具都是舶来品，虽然今天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对工商企业而言，传统家族关系在融资过程中仍然起着不小的作用。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仍然倾向于民间信贷，这一方面固然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尚欠火候的缘故，同时也是因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论证说，近代沿海地区的宗族发达程度最高，中原地区反而很低。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沿海一带很早从事对外贸易，需要依赖家庭内部的金融市场来筹集资金，促使其家族结构十分发达。发达的家族结构反过来又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和财富积累。
或许，温州家族企业的集群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于宗族的重视以及对家人的信赖，造就了温州特殊的“家族文化”。他们在创业之初，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族内部的资本市场。无论是炒房炒股，还是实业投资，他们往往以家族为纽带，抱团合作、共同致富。200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温州民营企业资金构成中，银行、信用社贷款仅占20%，自有资金占40%，民间借贷则高达40%。虽然这种民间借贷不一定在家族内部实现，但毫无疑问，它一定是在以企业主为中心的层层关系网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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