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行动主义者。”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在去年9月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如是表示。其时，旨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多哈回合谈判宣告破裂，世贸组织坠入了自其成立以来最黯淡的时刻。将近一年了，“行动主义”似乎正在被“悲观主义”所取代。刚刚过去的6月底，美国、欧盟、巴西与印度举行四方会谈，试图“复活”多哈谈判，却再次无果而终。
贸易自由化之路“道阻且长”并不令人奇怪。本专栏曾证实过，“自由贸易就像是去天堂，谁都想去，但都不想去得太早。”多少令人费解的是，阻碍贸易自由化巨轮前进的主要障碍出现在发达国家，并且是个看似日趋弱小的部门———农业。比如，攸关多哈谈判全局的焦点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激烈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尤其是棉花实行高额出口补贴政策。最近，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表示，许多国家已做好放弃WTO谈判的准备，除非新的谈判文本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取得大进展。
我们都知道，农业并不是发达国家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何以会不顾国际压力，长期执着于农业补贴呢?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对理解当今全球贸易显然是重要的。
首先被想到的答案或许是，发达国家比较优势不在农业，所以需要对其特别照顾。可是，了解现代农业的人都知道，现今的农业早已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了。既便没有补贴，发达国家的农场主也不会在国际上市场上吃亏。而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农业强国，大规模机械化耕种以及登峰造极的生化科技牢牢确立了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绝对优势。
看来，要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如此“偏爱”农业，得另找视角。其实，最重要的要深入理解国际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虽然农业补贴政策的鼓吹者总是声称补贴对整个国家有利，但是观察一下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机制的实际过程就明白了：并没有所谓的国家福利，只有个人的欲望和集团的利益。被很多人忽视的是，国际贸易政策其实还是一种收入分配政策，在影响国家之间福利的同时，还会对本国各阶层的利益产生不同影响。
首先应该注意到，出口补贴会抬高国内农产品的价格，这会对不同利益群体造成正反不同的影响。因为，国内价格不升，农场主就会倾向于出口。所以，农业生产部门将是补贴政策的最大赢家：在获得数额不菲的补贴的同时，产量也得以扩大。另一方面，政府必须用国家税收支付这笔补贴，并最终由纳税人“埋单”；另外，广大消费者还需要忍受农产品价格上升之苦。而经济学原理清楚地告诉我们：后者的损失必定大于前者的获益。从全社会角度，补贴绝对不会增加发达国家的整体福利；而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受害者，农产品补贴就更是损人不利己的了。
然而，发达国家愿意这样做，一个考虑可能是在衡量补贴政策的成本收益时，给了农业生产者一个更大的权重。也就是说，同样是1元的得益或损失，对于不同利益集团，在政府看来是不一样的。这样，虽然补贴总体上会带来损失，但由于政府把农业部门的利益看得更重，所以经过加权之后的总福利仍然可能是正的。这就解释了农业补贴政策的顽强生命力。
发达国家更加看重农业部门的利益，可以从集体行动的逻辑上得到有力解释。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奥尔森曾指出，虽然有些个人或企业有共同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影响政策的行动或者说集体行动，虽然对一个集团有益，但它并不一定对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利。结论是，只有集团较小或者组织得较好时该集团才会在政治上采取有力的行动。与此相对照，中国有如此庞大的农业部门，农民基本权力却长期得不到满足。WTO规则下可使用保护农产品的黄箱政策远远没有被利用……这就是所谓的“数量悖论”，集团越大，行动能力和话语权反而越弱。
具体到农产品补贴，虽然消费者的损失肯定远远大于生产者的得益，但是消费者的损失平均起来每人每年不超过几美元，因而很少有人会去注意。特别是大部分农产品是作为其他食品中的一部分成分被购买而不是直接出售的。事实上，只有很少一部分美国公民知道美国实行农产品出口补贴，并确实使他们的生活费用提高。相反，农场主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配额对他们的影响。对任何一个农场主来说，补贴可能就是意味着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的收益。而且，农业生产者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他们有能力团结起来集体行动，去游说国会议员。因此，一项无论怎么计算都是成本大于收益的补贴政策几乎在政治上不受挑战也就不足为奇了。
了解到上述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之后，不能不增加了我们对多哈回合谈判甚至全球贸易发展前景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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