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防“突变转换”的可能性增加

    　战争转型期的攻防“突变转换”是指在机械化向信息化战争的转型时期，攻防双方在交战过程中，在某一较短时间内，由于某一方战斗力的急剧下降，带来的攻防主动权转换。在未来的实际战斗中，“突变转换”可能表现为正在实施进攻的一方“进攻顶点”突然到来，无法继续进攻而转入防御；实施防御的一方可能由于增援战斗力突增或抓住对方转入防御的有利时机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也可能由于抗击能力短时剧降，主动权丧失而转为退却。

    　众所周知，机械化时代的攻防转换大都具有渐变性的特点，即随着作战进程的推进，交战双方的作战力量逐渐消耗带来攻防转换。而随着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的推进，未来攻防双方可能出现“突变转换”的交战形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系统角度看，攻防“突变转换”源于作战系统优化发展带来的缺陷性。1972年，法国数学家托姆发表的《结构稳定性和形态发生学》一书阐述了突变理论，荣获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章。托姆的突变论有一个重要结论：高度优化的设计很可能有许多不理想的性质。例如，在工程建造中，高度优化的设计常常具有不稳定性，当出现不可避免的制造缺陷时，由于结构高度敏感，其承载能力将会突然变小，进而出现突然的全面塌陷。在军队向信息化进行转换的时期，编制体制、指挥结构等都在进行着重组，通过这些重组，一方面会促使作战系统向着更优化方向发展，如指挥时效性提高、武器射击精度增大、战场感知能力增强等。但另一方面，结构上的最优往往联系着对缺陷的高度敏感性，就会产生特别难于对付的破坏性，以致发生真正的“灾变”。毋庸置疑，军队在向信息化转型期间，会对编制体制、指挥系统等内容进行优化，这些优化无疑带来了军队战斗力质的飞跃，但在作战过程中，优化后的体系如果在交战过程的某一时触及到自身的“敏感点”，就会带来战斗力的急剧下降，进而造成作战系统的“突变”，带来攻防的“突变转换”。

    　从战斗力角度看，战斗力生成模式层级化增大了“突变转换”出现的可能性。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层级化”是指战斗力生成同时受到两种或两种以上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影响，导致战斗力产生层次跃升的现象。这种现象比较常见于军事变革的转型时期，例如在公元14世纪，随着黑火药应用于欧洲战场，促使军队由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转型，在14世纪至16世纪转型阶段初期，欧洲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受到冷兵器条件下战斗力生成模式与黑火药条件下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双重影响。同样，在向信息化军队转型时期，部队的战斗力生成同时受到信息化与机械化双重模式的影响，转型的实质也就是两种战斗力生成模式对战斗力生成的主导权易位，即信息化战斗力生成模式取代机械化战斗力生成模式。然而，一旦两种模式不能有机共存，互相掣肘，就会使部队战斗力的可靠性减小，在作战中出现攻防“突变转换”的可能性增加。

    　从信息角度看，攻防“突变转换”发生的根本诱因是转型期信息系统的不完善性。信息论的创始人仙农使用熵的概念来解释信息的作用，熵表示的是不确定性的量度，信息是一种“负熵”，可使系统的不确定性减少。信息的“负熵”性质反映在作战领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提高武器命中的精确度，即增加作战系统的“确定性”。但在转型期内，由于信息系统自身建设的不完善性，使得信息“负熵”的作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一旦信息系统失去功能，就会使作战系统的“不确定性”增加，武器系统的命中精度大大降低，进而使得整个作战体系效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攻防“突变转换”也就有可能发生。

    　攻防“突变转换”的实质和特性

    　攻防“突变转换”是战争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只有深入认识攻防“突变转换”的实质、特性、表现形态，才能全面把握信息因素对作战的有利及不利影响，确保转型过程中信息因素与其它因素的有机融合。

    　转型期攻防“突变转换”的实质——信息因素带来战斗力指数型下降，打破作战体系的有序性。目前，世界各国都还处于向信息化转型的起步阶段。客观上讲，美军在推进向信息化转型方面作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美国国防部在《网络中心战》专题报告中运用“梅特卡夫定律”论证了网络中心战将产生无限潜力，并将使军队的战斗力出现指数式倍增。但转型期的信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战斗力指数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即一旦信息要素在作战中受到来自对方或自身的影响，功能发挥受限，战斗力就会在短时间内成指数型下降。由此可见，在作战中造成攻防“突变转换”的实质是信息因素带来战斗力的指数型下降，进而使作战体系的有序性丧失。

    　转型期攻防“突变转换”的特性——条件性、客观性、可控性。战争转型期的攻防“突变转换”作为一种新的攻防转换形态，有其自身的特性。具体说，一是条件性。攻防“突变转换”是战争转型期的特殊产物。比如，我军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为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的时期，部队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受双重因素主导、信息体系自身建设不完善、信息体系与机械体系未能达到有机融合等缺陷，使得攻防“突变转换”成为可能。而一旦向信息化转型完成，信息体系与机械体系能够达到有机融合，信息系统内部也将达到很高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此时，攻防“突变转换”发生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二是客观性。攻防“突变转换”是战争转型期间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只要信息体系建设未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信息因素与战斗力其它要素没有达到有机的结合，作战中出现攻防“突变转换”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三是可控性。哲学原理告诉我们，质态的转化，既可通过飞跃来实现，也可通过渐变来实现，关键在于控制条件。突变“攻防转换”也具有可控性，在作战中，一旦采取各种主动措施达到“突变转换”的各种条件，“突变转换”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反之，在接近“突变转换”点时，如果合理的控制条件，也可以延缓攻防“突变转换”到来时间，降低其发生的概率。

    　转型期攻防“突变转换”的表现形态——进攻骤停、防御突转、退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作战方式方法就充分体现了转型期的特点。整个作战过程中，美军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胜利，也使得信息化优势尽显，这也是转型期处于优势军队的正常作战形态。而攻防“突变转换”是转型期信息化特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处于优势的军队在“突变转换”的情况下会有非正常的作战形态出现，诸如进攻骤停、防御突转、退却。进攻骤停是进攻一方以优势战斗力对防御方进攻时，由于信息因素等不能发挥正常作用而引发“突变转换”，在某一时间段内无法集聚战斗力继续进攻；防御突转是防御一方在进攻方发生“突变转换”的情况下，在战斗力对比由劣势转变为优势的情况下实施反攻；第三种可能是退却。退却可以表现为防御方的退却，也可以表现为进攻方的退却。

    　攻防“突变转换”的几点启示

   　 通过对攻防“突变转换”的研究，在推进军队转型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一些有益的启示。

    　加强对攻防“突变转换”的研究，提高部队的战场应变能力。一方面，要把攻防“突变转换”的研究提升到应有的高度。纵观我军以往的对抗训练、演习方案，较少有关于战场出现攻防转换时的预案。诚然，作战的目的是追求胜利，但攻防的转换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通过加强对战场上攻防“突变转换”的研究，预设最坏情况下的行动方案和计划，能够提高我方部队的作战弹性。另一方面，需要辩证看待攻防“突变转换”。攻防“突变转换”发生在我方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但如果发生在敌方时，也会给我方的作战行动带来宝贵战机。因此，应当加强对攻防“突变转换”的研究，研究其制约因素、影响因素、发生条件，不但要研究如何避免攻防“突变转换”的发生，还要研究如何控制条件导致攻防“突变转换”，以便在作战中作到趋利避害。

    　既要着眼于信息化的建设，又要夯实机械化的基础。通过分析信息因素对攻防“突变转换”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信息因素带来作战能力指数型倍增是建立在机械化条件的基础之上的，一旦信息体系的功能丧失导致战场攻防“突变转换”，则转型期战斗力生成模式中的信息化模式不再发挥作用，仅有机械化模式发挥作用，作战体系的战斗力也就相应的转为机械化条件下的战斗力。因而，机械化战斗力是作战体系战斗力的基础，开展信息化知识学习、课题攻关、训练等固然非常重要，但同时也要保持部队在机械化条件下的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