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草原是一个诞生传奇的地方。

　　这里是北方游猎、游牧民族的成长摇篮，中国历史上有5个少数民族建立过统一政权，其中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就发源于呼伦贝尔。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从这里出发，最终统一了蒙古高原，并在其后50年内，和他的后继者们一起，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 蒙古帝国，向世人证明了蒙古族强大的生存能力。

　　呼伦贝尔草原和她东部的大兴安岭森林，就是这些彪悍的民族从弱小成长壮大的家园，他们从这里冲出去，在世界舞台上打拼，累了再回到这里休养生息。如果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战场，那么这块草原就像永远的大后方，是前方打仗的勇士们心中温暖的故乡。

　　公元前209年，匈奴人统一北方草原，呼伦贝尔地区就属于三部领地之一。也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呼伦贝尔”的名称就在马背上的将士们心中传颂，一直流传至今。

　　传奇诞生的理由

　　呼伦贝尔之所以有着神话般的口碑，完全得益于那片得天独厚的大草原。这片草原东与大兴安岭林地草原浑为一体，西与西南同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接壤，天然草场的面积约1.2亿亩(含林缘草地)，是中国境内的草原当中面积最大的一块。

　　由于草原东部有大兴安岭阻挡了从海洋吹来的季风，西部又临近蒙古高原，所以呼伦贝尔草原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十分明显：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温凉短促，春季干燥风大，秋季气温骤降霜冻早。年降水量230—350毫米，多集中在7、8、9月，春季降水仅占全年的10%左右，蒸发量为1400-1800毫米，西北风盛行。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就形成了一片以多年生禾草为主的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上生长着羊草、针茅、隐子草、牛毛草、野葱子等草类，这些禾草的叶子狭长而卷曲，枝茎上有茸毛，可以避免过度失去水分；有的草根很深，可以吸取土壤深处的水分。由于这里的草质优良，营养价值高，所以春天生的羊羔到了秋天就可以养肥养壮。因此，呼伦贝尔草原成了我国主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虽然《敕勒歌》里所歌咏的是1000多年前内蒙古西部草原的景象，但是人们说起呼伦贝尔草原时往往把它加以引用。因为，呼伦贝尔草原几乎可以印证《敕勒歌》里所描述的场景。

　　在呼伦湖(又名“达赉湖”)西北的高尔真山(又名“达赉诺尔山”)最高峰海拔1011米，山体多为海拔600—650米的宽平山梁，在低山、丘陵之间有宽浅的冲沟和封闭的洼地，这些冲沟和洼地为牲畜过冬提供了阻挡西北风的屏障，这些山间低地就成了理想的冬季牧场。

　　而在呼伦湖的其他几个方向，则是较为平缓的低丘或波状平原，海拔一般在540—630米，乌尔逊河与克鲁伦河在草原上蜿蜒流过，河谷宽展、平坦，没有明显的阶梯状河岸，低河漫滩逐渐过渡到高河漫滩，又逐渐过渡到波状平原的原面上。所以一眼望去，草原辽阔舒展。沿河、沿湖的低湿滩地上，牧草非常茂密，是最好的夏季牧场。

　　呼伦贝尔草原上生长的植物有1000多种，其中中草药、浆果、油料、食用植物就有500多种。呼伦贝尔的牛羊肉驰名中外，人们戏谑地称：“呼伦贝尔的牛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

　　春末夏初，微风吹过，牧草疯长，若赶上一场润雨，一夜之间就绿遍了原野，坦坦荡荡与蓝天媲美；花儿们也火了起来，一片片、一茬茬，赶潮的一般；而树叶只要冒芽，三两天就可挂满枝头，铺展开去，汇成大森林绿色的海洋。植物的生长期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但却在百多天的时间里，很快完成了一年的生命历程，为度过漫长的冬季积蓄了丰富的能量。秋天，它们收起全部的叶绿素，以灿烂的金色面对人类；而冬天则覆被在冰雪之下，等待春潮的到来。春天，是一个梦幻般的时节，主体草原的雪花依在飘洒，而山地林缘草原的杜鹃花却已迎风怒放，朝霞也似地铺遍岭岭坡坡。隆冬时节，百色归一。大地凡平面之处都盖满厚厚的积雪，纯净得一尘不染。

　　呼伦贝尔草原不仅幅员辽阔，而且还是“水乡泽国”。

　　据统计，呼伦贝尔市境内有河流3000多条，湖泊500多处，水资源总量为286多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72亿立方米，占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总量的73%、全国的1%；人均占有水资源1.14万立方米，是国人的5.4倍，也高于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占有水平。约占呼伦贝尔市国土面积1/3的呼伦贝尔草原上，河川总径流量为115亿立方米，属于额尔古纳河流域，

　　呼伦贝尔草原的河水大多向西流淌，代表性的河流是海拉尔河。她发源于大兴安岭中段西麓，浩浩700多公里长，流经呼伦贝尔草原，到满洲里市附近与沟通呼伦湖的木得那亚河汇合，再西行折北，流入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收纳了上千条河流向北奔腾，又与俄罗斯石勒喀河交汇成黑龙江，再向东去流入鄂霍茨克海。

　　有水才有生命，呼伦贝尔草原之所以能进入人类的记忆当中，与它丰美的水草资源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水，草原上就不会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人类的祖先就不会选择这里驻留，世界历史上的精彩瞬间就不会频频在这里出现，我们也就不会在心里珍藏这样一个名字呼伦贝尔！

　　敖包播衍的生存观

　　草原民歌《敖包相会》是呼伦贝尔人通福的作品，他就出生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巴彦嘎岗苏木(乡)。

　　“敖包”，蒙古语“堆子”之意。最初是由赶车人上山带石偃车而堆积起来的，曾经被当作旗、苏木、嘎查(村)的界标，后来演变为喇嘛教祭天、祭地、祭祀神灵的图腾。

　　敖包的石头堆上为什么竖有柳枝呢？这得追溯到鲜卑时代。早在鲜卑人走出森林来到草原时就开始了祭林活动，《史记》称其为“大会林”。对此，颜师古是这样注释的：“者绕林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季无林则高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圈乃止，此其遗法也。”蒙古人与鲜卑人同属东胡族系，承用一种“遗法”是很自然的事，这说明，“祭敖包”来源于民俗而非宗教。中华古文化历来主张“天人合一”，对“祭敖包”这种行为最本真的解释就是游牧民族原始的自然崇拜。

　　牧民相信水是母亲的乳浆，人是不能朝水的方向小便的；草是有灵的，你作践它它就走了，给你留下一片沙地；雁是吉祥鸟，飞到哪里，哪里就吉祥如意，每当大雁、天鹅春来秋往时，牧民就撒米撒奶，像迎送儿女一样；他们还认为“鱼是马魂”，水中有多少鱼，岸上就有多少马，买鱼放生的事也时有发生；牧民指着地上被药死的老鼠，无奈地说：它们本该让鹰吃掉；而问起牧民的家在哪里，他们会指着那片茫茫的草原，那便是家；在草原上放牧，每个月都得迁徙一次，牧民们临走时，会把灶坑填平，灶坑的火要等到完全熄灭，才能倒出去埋起来，然后坦坦然然地赶着一串勒勒车走向新的牧场；人死了被安放在勒勒车上，让牛奔跑，落在哪里，就在哪里挖坑埋葬，再植上草皮，叫作“来自草原，回归草原”。

　　近年来，全世界都寻找成吉思汗陵，人们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路，但一直无功而返。呼伦贝尔也发现过几处古城，挖掘过偌多古墓群，专家证实它们中有鲜卑人的、有契丹人的、有女真人的，唯独没找到蒙古先民的，原因很简单，来于草原回归草原是他们的生存观。就连元朝皇帝驾崩，都要深埋，然后用10万匹马踏平，不留任何痕迹。一年后牧草生成，几年就复原，任你费尽心思也无法寻找。

　　呼伦贝尔草原自匈奴时期以来已有几千年的放牧史，正是因为游牧民族以游动不息的生活方式与草原共存，才使得呼伦贝尔草原在历史长河中一直保持着肥美和富足，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保有它往昔的景象：林缘草原林草繁生厚达1米多，主体草原的草平均也有两尺多高，草原上狐、狼、兔、獭出没，鹰、雁、鹤、鸥翔集。“老牛拉大鱼，顺手抓野鸡，野猪进家圈，鹿钻院子里”就是30多年前这里的生态景观。

　　《呼伦贝尔日报》的摄影记者佟景文先生给我讲过上世纪70年代初乌兰泡鲤鱼洄游的事：“鱼多得使船无法行走，只得任其摆布，有时鱼跳上船来，再把它推进湖里。”那一年呼伦湖渔场捕获1.2万吨，其中60%是大型鱼类。

　　承受变化之痛

　　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进入了这片宁静的草原，给这里的生态平衡带来了不小的搅动。

　　1949年后，呼伦贝尔经历了三次大开荒运动，到2001年，全市耕地面积为1998万亩，人均占地耕地7.2亩。边缘草原耕地面积也达到了上百万亩。呼伦贝尔草原的土层较薄，多则几十厘米、少则十几厘米，大犁开过，沙层就裸露出来了。地表植被一经破坏，土地就会退化沙化，难以愈合。

　　其实，呼伦贝尔草原上原本有两条第四纪风成沙地，即通常所说的呼伦贝尔沙地：北带位于海拉尔河南岸，自嵯岗向东延展80多公里；南带沙地西起甘珠尔庙，东至伊敏河上游。沙地上大多为固定、半固定沙丘，沙丘间有较宽的低地草甸，沙丘的相对高度为5—10米。红花尔基附近的沙地生长有樟子松林，起到了固定沙丘的作用。

　　呼伦贝尔沙地自从被人类发现以来，几乎没有扩张过，当它扩张的时候，有樟子松和丛生的灌木束缚，这说明大自然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在2006年进行的“蒙东水土资源考察”的结果显示，呼伦贝尔沙地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加上其他沙化土地，总面积约8000平方公里。草原沙化面积的剧烈扩张，肯定是由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

　　自清朝以来，呼伦贝尔大多时期在建制上为中央直属特区，受到高度重视。清朝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的180多年间，曾在此呼伦贝尔举办过160多次庙会、2次全盟那达慕大会，吸引着海拉尔、满洲里、北京、天津及蒙古、俄罗斯、日本的商旅。一时间商家云集，人声鼎沸。

　　海拉尔市(即今呼伦贝尔市)建城初始，清政府指定北京城的8家商号来此地经商并长驻，皇帝还向他们颁发了“龙票”。“龙票”是用白麻纸制成的三寸见方的盖有御印的通行证，所到之处必须无条件放行。8大商家开了个头，山西人、河北人、山东人、辽宁人接着纷纷涌入，他们修筑铁路、开凿矿山、采伐森林、经营渔业、自办作坊、淘漉沙金，开发起这片的处女地。改革开放后，呼伦贝尔又以满洲里为基地做起国际买卖来。近年来，能源产业也越做越大。

　　日愈发达的经济生活对资源的索取也日愈紧迫，这使得呼伦贝尔的生态面临着危机，蕴藏在千里草原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和各类重金属、有色金属正被挖掘出来，这个过程势必对局部植被造成破坏，而有别于游牧生活方式的新的生活形态，也正在对草原生态产生沉重的压力。与此同时，呼伦贝尔的文化形态也处在变化之中：狩猎文化已经终结，游牧文化正面临消失的危机。但是，经过千百年积淀、筛选和整合的原生态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链环，它们的消失是我们的巨大损失。

　　平静的草原正在承受着变化之痛，如何寻找一条和谐的发展之路，正是当今关心草原的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